從人工智能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到新的醫學療法，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影響着我們所有人——主要是以積極的方式。但科學帶來的變革步伐可能會導致困惑和恐懼，尤其是對於那些對科學研究文化知之甚少的人來說。
科學發現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通常涉及多年的試錯，以及關於統計顯著性、因果關係和其他技術問題的辯論。正是這種複雜性部分解釋了為什麼科學沒有被更多的人更好地理解；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對科學的懷疑會爆發至新的高度。
想想在新冠流行期間激增的陰謀論和反疫苗虛假資訊。誠然，這些發展也反映出在許多國家，人們對政府和機構的不信任和嚴重的政治兩極化。但這些問題助長了（尤其是）在新冠等堪稱黑天鵝的事件期間，出現的大量科學懷疑和誤解。即使試圖確定這種動態的程度也是充滿挑戰的，因為很難採取堅定的措施，也很難將它們與疫苗或氣候變化的懷疑主義關聯起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只有29%的美國成年人表示，他們非常相信醫學家會為公眾的最大利益行事，而在2020年底這一比例為40%。
如果不承認科學並不總是被用於好的方面，便無法解決質疑科學合法性的問題。從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研究到證明煙草安全性的高薪專家，歷史上有無數披着科學外衣的人為傷害例子。但這些案例並不能代表整個科學事業。大多數科學家做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因為他們致力於推進人類知識的前沿。
反疫苗運動早在新冠之前就早已存在，但這場大流行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部分原因是科學家們試圖公開和即時澄清SARS-CoV-2病毒及其影響。該病毒可以通過無症狀帶菌者傳播，並且主要通過空氣傳播的發現，標誌着一個轉捩點。
之後，大多數人理所當然地歡迎救命疫苗的到來，認為這是對科學界敏捷性、專業性和社會價值的證明。雖然新疫苗以創紀錄的時間交付，但它們只不過是自天花和小兒麻痹症疫苗誕生以來，奇跡般突破的漫長傳奇的最新篇章。
但現在愈來愈多的人不再給他們的孩子接種疫苗，小兒麻痺症和其他可預防的禍害正在捲土重來，儘管仍然有限，但令人警覺。更奇怪的是，許多抗拒新冠疫苗的人願意求助於未經測試、毫無根據的補救措施。不幸的是，當人們開始將所有科學視為黑箱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當以科學為基礎的建議不斷發展，以解釋新發現時——包括證偽此前的發現——懷疑者在他們應該看到科學方法起作用的地方，卻只看到了無能和掩蓋。
面對新情況，科學家們的標準做法是不斷檢視他們的理論，更新他們的建議以反映新的事實。即使是科學界的廣泛共識，也不意味絕對確定。大流行開始3年後，SARS-CoV-2病毒仍未揭開所有謎團。研究人員繼續收集有關其突變和持久影響的證據，包括「長新冠」現象。
從醫學和遺傳學到物理學和技術，大多數科學進步都是實驗室數十年艱苦乏味的工作的結果。進展是漸進的，一個實驗一個腳印。顯然，這個嚴格的、有條不紊的過程，需要在關於科學技術對我們生活和社會的影響的更廣泛、更持續的對話，得到更好的解釋。
但光有更好的溝通還不夠。實驗室研究人員、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主導思想家，還必須參與關於科學突破的倫理辯論——從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工具、病毒和癌症的mRNA疫苗，到核聚變和新的阿茲海默症治療——它們可能會徹底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體驗。
建立信任需要時間，而且往往滯後於進步。它需要透明度和社會各階層利益相關者的廣泛參與。當一項科學發現的好處沒有得到廣泛分享，或者當風險沒有得到充分披露和辯論時，信任就會瞬間消失。因此，關於科學和技術的討論，絕不能僅限於科學家。民間社會團體、政策制定者和監管機構的參與，對追究科學家的責任，確保發現用於公共利益而不是狹隘利益至關重要。
在紐約科學院，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讓科學更容易獲得和更好地理解。在1980年代，我們舉辦了首批關於愛滋病的會議之一。今天，我們繼續彙集最聰明的科學頭腦，就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問題，進行基於證據和研究的辯論。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總是接觸更廣泛的公眾，着眼於彌合知識鴻溝。
我們的任務不僅是更好地傳播科學——儘管這當然很重要。同樣重要的是創造機會，就科學如何進行、科學發現如何影響社會、文化、政治和倫理參與討論。建立對科學的信任和打擊錯誤資訊，需要將公眾視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需要克服的潛在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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