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獨立記者報道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全面軍事入侵時，他們展示了戰爭的現實。他們展示了它的野蠻、殘酷和不可避免的人道主義悲劇。他們為觀眾提供有關當地事態發展的準確報道，有助為未來的問責機制收集戰爭罪證。
為此，記者和媒體工作者往往付出沉重甚至是終極的代價。9月19日，54歲的烏克蘭記者基瑟廖娃（Zhanna Kyseliova）在卡霍夫卡市（Kakhovka）的家中被綁架。5月30日，32歲的法國記者勒克萊爾-伊姆霍夫（Frédéric Leclerc-Imhoff）在乘坐一輛載滿逃離平民的人道主義運輸工具時遇害。兩周前，公共廣播公司UA: Kherson的工程師沃倫佐夫（Oleksii Vorontsov）被綁架。3月中旬，霍士新聞的攝影師札克澤夫斯基（Pierre Zakrzewski）和他的烏克蘭同事兼記者庫夫辛諾娃（Oleksandra Kuvshynova）在車輛遭到攻擊時喪生。大約在同一時間，烏克蘭攝影記者萊文（Maks Levin）失蹤，後來在基輔附近被發現被殺。
自俄羅斯於2月在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以來，最少有8名記者和其他媒體工作者在履行職責時遇害。還有更多的人受到傷害、綁架和虐待。
戰爭是一種極端情況。但即使在和平的環境中，新聞業也不安全。許多記者在持續的威脅和攻擊恐慌中開展工作。不要誤會：對媒體工作者的嚴重威脅並不是一個遙遠的問題。在全球範圍內，包括在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區域內，媒體工作者的安全面臨着持續不斷且愈來愈大的壓力。記者面臨一連串的在網上和實體威脅、監視、恐嚇、人身攻擊和監禁。令人擔憂的是，女記者日益作為記者以及作為性和性別暴力的受害者成為目標，尤其是在網上。
當記者受到威脅時，我們的社區和社會也會受到威脅。當那些提供事實昭告天下的人受到攻擊時，社會基礎就受到威脅。自由、獨立、多元化的媒體對於民主就像選舉、議會和獨立法官一樣必不可少。
大流行顯示我們需要可靠的訊息。在民主國家，任何重大政府政策最少需要獲得少數公眾支持。與此同時，大流行引發了對記者的嚴重不信任，示威者、網上挑釁者和政治投機客，煽動對可恨的「主流媒體」或他們認為的「假新聞」傳播者的暴力。
我們必須扭轉這一趨勢。我們民主國家的命運，取決於記者自由表達自己和安全工作的能力。確保這一點絕非易事，政府和國際組織不能單獨做到這一點。巨大的社會變革需要社會各個層面的共同努力。這項努力毫無疑問艱難無比，但我們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讓更多人關注這個問題，加強對支持這項重要工作的倡議的支持。
十年前，聯合國批准了《聯合國關於記者安全和有罪不罰問題的行動計劃》，這是全球第一個為媒體工作者創造自由和安全環境的共同努力。是時候再次召開會議，討論新的和正在出現的挑戰，並為該計劃的實施提供新的動力。
為此，奧地利外交部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將於11月3日至4日在維也納，組織一次高級別會議。目標是重申對記者安全的國際承諾，並為推進該計劃的目標創建一個平台。
25年前，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設立了「媒體自由代表（RFoM）授權」。歐安組織參與國認為，需要一個獨立的監督機構，審查和協助他們致力實現真正的媒體自由的目標。從那時起，RFoM堅決捍衞媒體自由對安全的重要貢獻。RFoM已就記者因工作受到攻擊、媒體多元化受到限制、調查報道受到阻礙，或言論自由被定罪等問題，進行了無數次干預。許多法律得到了完善，許多保障措施得到了建立。
未來幾年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種努力。為了應對對媒體自由和記者安全日益嚴重的威脅，各國和國際組織的代表必須聯合起來，將維也納高級別會議的成果付諸實施。我們需要審查關於保護記者的法律，將襲擊者繩之於法。 我們還需要更系統地報道針對記者的襲擊事件，以確保我們的媒體安全。只有保護記者，我們才能保護新聞自由——以及我們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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