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疾病、癌症、肺病、糖尿病、肥胖症和精神障礙等非傳染性疾病，往往是慢性病，病程漫長。總體而言，非傳染性疾病約佔全球所有死亡人數的7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佔60%，那裏的肯亞等國家，非傳染性疾病佔住院人數55%以上）。因此，發展中國家面臨雙重疾病負擔，在非傳染性疾病發病率上升的同時，瘧疾、愛滋病毒和肺結核等傳染病也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你或許認為，非傳染性疾病的巨大且不斷增加的負擔，將使更多資金和資源被用於解決這些問題。但與應對傳染病的努力相比，這場鬥爭長期資金不足，並且始終是次要優先事項。
沒有針對任何非傳染性疾病的全球基金：在2019年，超過40%的非傳染性疾病發展援助來自私人機構。但多年來，傳染病的負擔已顯著下降，而對抗傳染病的努力有幾個專門的國際資助機構，包括全球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聯盟、聯合國人口基金及蓋茨基金會。儘管非傳染性疾病是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它們佔全球衞生預算的比例不到10%。
造成這種差異的一個原因是，對非傳染性疾病的以證據為基礎的研究相對缺乏。因此，負責按數據驅動戰略進行投資的資助機構，總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此外，非傳染性疾病仍然被廣泛誤解。許多人認為這些疾病僅由個體引起，而忽略了所有其他社會、經濟和結構性決定因素。基層行動不力和公眾對非傳染性疾病問題的不良認識，也不利於非傳染性疾病的防控。
也許最重要的是，非傳染性疾病不是千年發展目標（MDG）的一部分，因此錯過了2000年至2015年期間增加衞生資金的勢頭。即使是現在，減少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只是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下169個目標之一（SDG 3.4），這使其難以資助。
非傳染性疾病負擔可能進一步增加，需要採取一些緊急措施以改變全球撥款重點。
第一步是強調非傳染性疾病與傳染病之間的密切聯繫，從而將一些用於防治傳染病的資金用於解決這些聯繫。例如，許多HIV患者成功控制了病毒載量，現在多達40%的患者死於非傳染性疾病，如缺血性心臟病和糖尿病。同樣，流行病學證據顯示，非傳染性疾病顯著導致結核病死亡。只關注傳染病或非傳染性疾病，而不考慮另外一種是無法帶來很好的長期影響。
其次，我們必須加強全民健康覆蓋，首先關注受非傳染性疾病影響最大的最貧困人群。患有非傳染性疾病的窮人，通常無法獲得藥物，或負擔不來自費成本及緩和療護。只有當窮人從全民健康覆蓋中受惠時，我們才能開始有效解決非傳染性疾病的負擔。此類機制還應有一個全面的非傳染性疾病一籃子計劃，重點關注健康促進和創造，以及覆蓋治療。
第三，各國應利用相關研究和數據為國家層面的投資制定金融方案。資金優先事項因國家和地區而異。有些國家會採取針對疾病的方法，而另一些國家會採取更具預防性和促進性的策略。
但無論重點如何，制訂紮實的投資方案需要強大的基層宣傳運動，讓政府對其承諾負責。例如，大多數政府簽署了《阿布加宣言》（Abuja Declaration），根據該宣言，公共衞生支出應最少佔國家總預算的15%。然而，在許多國家，尤其是在非洲，這一比例不到5%。
第四，將非傳染性疾病戰略與更廣泛的國家發展戰略結合，可以使各國從兩者中獲得更大的利益。通過將基礎設施和建築環境項目，與防治非傳染性疾病的措施聯繫，我們可以創建鼓勵步行和其他體育活動的公共空間，減少空氣污染。同樣，通過與食品行業合作，我們可以改進包裝標籤，消除反式脂肪，增加對糖、鹽和不健康食品的徵稅，以鼓勵人們調整飲食。
顯然，應對非傳染性疾病需要採取合作方式。 與普遍認為的非傳染性疾病由個人行為引起的看法相反，研究不斷顯示，環境和政府政策對這些疾病也有巨大影響。
所有這些建議都強調建立健全的醫療保健系統的重要性，該系統可以實現一個強大而健康社會的最終目標，預防、管理和控制非傳染性疾病。一旦我們放眼大局，便會發現以可持續的方式減輕全球非傳染性疾病負擔，是一個世界不能錯過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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