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吹噓他的新冠清零政策，證明像中國這樣的專制一黨制國家，比受自私政客和善變選民阻礙的混亂民主國家，更有能力應對流行病（或任何其他危機）。
這在2020年對許多人來說似乎確實如此。當時，美國成千上萬的人正在死去，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大肆吹噓抗瘧疾藥物和漂白劑注射劑作為新冠治療措施。與此同時，習近平實施了幾乎閉關鎖國的嚴格疫情限制措施，迫使人們進入隔離營，堅持要求出國旅遊的中國公民，像巨大的有毒實驗室的工作人員一樣穿上防護服。有一段時間，與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這種嚴格的制度使新冠死亡人數保持在最低水平（儘管眾所周知，中國政府的統計資料不可靠）。
但中國的新冠清零戰略的高昂經濟成本，使人們陷入絕望，以至一些人冒着巨大風險走上街頭。儘管如此，習近平繼續聲稱執政的共產黨正在對病毒發動「人民戰爭」，堅持生命至上。然後，在去年底，當中國城市爆發抗議活動時，戰爭突然宣告結束。再也沒有封鎖、防護服，甚至沒有定期的核酸測試。繼去年前所未有的抗議之後，中國現在似乎認為新冠是無害的。
但由於習近平的大轉變，再加上中國製造的疫苗質素差、疫苗接種率低，每天可能有近9000人死亡，此外據報道，自新冠清零限制在去年12月初取消以來，全國有1860萬人被感染。事情可能很快會變得更糟。
這些事態發展顯示，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1983年提出的著名論點是正確的，造成饑荒的不僅是糧食短缺，也是由缺乏資訊和政治問責。例如，印度最嚴重的1943年孟加拉饑荒發生在英帝國統治下。印度獲得獨立後，該國的新聞自由和民主政府雖然存在缺陷，但避免了類似的災難。森的論點此後被譽為對民主的有力支持。一些批評家指出，民選政府也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包括普遍的饑餓，但森指出，「正常運作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饑荒」。
中國的一黨制，而且愈來愈多的是一人統治，表達為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術語，但植根於法西斯主義理論。為希特拉行使全部權力辯護的德國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創造了「決斷主義」（decisionism）一詞來描述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政策和法律的有效性不取決於其內容，而取決於無所不能的領導人的意志。換句話說，希特拉的意志就是法律。決斷主義旨在消除階級衝突、派系紛爭和討厭的政治對立。人民的意志——通常通過被操縱的公民投票來表達——由以人民的名義作出決斷的領導人執行。
專制集權確實可以有一些優勢。自上而下的決策，通常由有能力的技術官僚實施，使中國能夠在幾年內建設高速鐵路、豪華高速公路、一流的機場（與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或美國大多數其他主要機場相比，哪怕是中國偏遠地區機場，也堪稱現代奇跡）甚至整個城市。當黨永遠是對的時候，輿論或議會辯論等障礙根本不能阻擋它前進。
但當一場真正的危機來襲——地震、疫情等——決斷主義統治的脆弱性便會暴露出來。這就是為什麼專制統治者需要隱藏或美化統計資料，讓像武漢醫生李文亮這樣的批評者保持沉默，李文亮在2019年首次報告新冠病毒的威脅，因「散布謠言」而被公開譴責，隨後在2020年初死於這種疾病。無論他們做什麼，絕對的統治者和他們領導的政黨都不能被證明是錯誤的。
相反，在美國，專家意見、批評媒體，以及輸掉2020年總統大選的風險迫使哪怕魯莽如特朗普，也將大量資金用於疫苗研發。儘管在此過程中出現了許多錯誤，並且受到煽動者和陰謀論者的頑固阻撓，但對這場大流行的民主反應遵循了森的劇本：媒體和公眾仔細審查了官方統計資料，大多數人接種了疫苗，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一起逐漸開放，使人們能夠相對安全地恢復日常。
即使沒有習近平的絕對論，這在中國也很難實現。為了證明其對權力壟斷的正當性，共產黨不得不保持永遠正確的外表，即使在事後回顧時也無法譴責最嚴重的錯誤。1950年代的全國饑荒仍然經常被歸咎於惡劣的天氣和自然災害，而不是毛澤東的災難性大躍進。即使最少有3000萬個中國人死亡，官員們仍然保持沉默，擔心用壞消息來煩擾偉大的舵手，可能也會讓他們喪命。
當然，中國不再像1950年代那樣孤立，習近平不是毛澤東，他反覆無常的決策也不會讓3000萬人死去。但每天有9000人死亡，代價也是巨大的。正是因為中國不再孤立，其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國界。畢竟，病毒會像經濟破壞一樣傳播。專制政權給中國造成的傷害，最終會傷害我們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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