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的創紀錄熱浪，和全球範圍激烈選戰，提供了一個寶貴機遇，讓我們可以借此反思個人在推動積極變革中可以發揮的作用。通過建立聯盟，並放大那些最受危機影響者的聲音，我們可以拿出勇氣和政治意願，去克服那些看似無法逾越的全球挑戰。
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就是突出的例子。一直以來，身為一名環境正義宣導者的我，親眼目睹了這些事件對前線社區和原住民的深遠影響。這些相互關聯的危機，對這類群體的打擊最為嚴重，威脅他們的生計、健康和文化遺產。
維持原住民社區多樣化的陸地和海洋環境，也是我們所知的生命和社會的基礎。我們依賴健康的生態系統來獲取食物、住所、水和實現醫學進步和疾病預防。全球有50%以上的GDP（約44萬億美元）仰賴於自然。最重要的是繁茂的生態系統作為天然碳滙，吸收了多達50%的人類活動所產生的溫室氣體。
通過威脅如熱帶雨林和海洋等關鍵碳滙，生物多樣性喪失加劇了氣候變化，而氣候變化反過來又加速了環境退化，使數百萬人及無數動植物物種變得愈發脆弱。但好消息是，我們其實可以扭轉這一局面：通過培育有韌性和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我們可以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創造一個保護前線社區的良性循環。
在這個6500萬年以來最大的滅絕事件中，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研究顯示，目前世界上近一半的動物物種，正在遭遇快速種群減少，而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區則面臨最嚴重的生物多樣性喪失。
雖然這些事態發展描繪出一幅黯淡的圖景，但在解決生物多樣性危機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在2022年於蒙特利爾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上，各締約方批准了《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這一通過多年聯盟構建和宣導活動方能實現的里程碑協議，概述了停止和扭轉自然喪失的戰略，包括確保在2030年之前，讓最少30%的全球陸地和海洋得到保護的宏偉目標。
根據上述多樣性框架，發達國家承諾在2025年前每年向全球南方——全球餘下大部分生物多樣性都分布於此——提供最少200億美元，並在2030年前每年提供300億美元。如果這些承諾得到兌現，發展中國家便能實施雄心勃勃的國家生物多樣性行動計劃，從而保護世界上最易受氣候影響的群體。
但不幸的是，目前世界遠未實現這些目標。倫敦智庫機構海外發展研究所（ODI）新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有資料的最新年份），其評估的28個國家中有23個，未能履行其生物多樣性融資承諾。如果要達到為2025年設定的目標，這些國家需要將其貢獻額增加一倍。
考慮到每年200億美元僅相當於全球每年1.8萬億美元環境有害行為補貼額的1.1%，這種氣候承諾與行動之間的巨大差距，便更令人感到不安了。這些相當於全球GDP的2%資源，支持了化石燃料和工業化農業等行業，而正是這些行業排放了大部分溫室氣體，並推動了生物多樣性喪失。
為了保護地球的自然資源，各國政府必須使其支出與自身聲明的價值觀相一致。歐盟旨在於2030年之前恢復最少20%歐盟土地和海域，並在2050年之前恢復所有退化生態系統的新《自然復育法》（Nature Restoration Law），就是朝着這一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當然在這方面還有更多工作要做。在今年10月於哥倫比亞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16）之前，政策制定者和氣候宣導者必須繼續建立全球聯盟，以彌合生物多樣性融資的差距。他們還必須確保那些受環境退化影響最大的群體——尤其是原住民——能夠在涉及保護和恢復專案時參與決策過程。
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對於支援地球自然生態系統的恢復，和減緩氣候變化的最嚴重影響至關重要。在第十六次締約方大會上，全球領導人將有機會創造一個良性變革的循環。確保可持續的未來需要他們把握這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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