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5月6日星期五，債券市場預計美國消費者價格通脹率，在未來5至10年內平均為2.5%，而這也是讓通脹指數型和非指數型美國國債收益相等所需的通脹率。由於CPI通脹率一直高於與個人消費支出隱性價格平減指數相關的比率，我認為這個5年2.5%的5年遠期通脹率，其實已經達到了美國聯儲局的2%價格平減指數通脹目標。
那麼要怎樣才能使經濟恢復到聯儲局的目標通脹率？由於5月6日收市時的5年盈虧打和率為3.22%，其中隱含的預期就是未來5年通脹率將累計比聯儲局的目標高出3.6%。只要這不會導致經濟的通脹錨消失，那麼這種程度的偏差，對於新冠疫情經濟衰退後的快速復甦來說，將會是一個非常小的代價。如果經濟復甦帶來了我們所需要的結構性經濟轉型，則我們所經歷的較高通脹會是非常值得的。
因此在我看來，聯儲局應該是走上了一段康莊大道。它恰好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使美國這個粘性物價、粘性工資和粘性債務經濟，在受到衝擊後不僅迅速恢復至充分就業，而且恢復到了一個正確版本（即勞動者在生產滿足真實基本需求產品的行業工作），同時在這樣做的時候，還沒有破壞各界對貨幣體系及其穩定性的信心。
那為什麼才思敏捷的哈佛大學教授羅格夫（Kenneth Rogoff）會認為「事態已經失控」？如果你偏離了原本期望的軌跡，隨後又發現自己走在一條有望回歸該軌跡的道路上，那麼我認為描述這種情況的唯一詞彙就是「受控」。
羅格夫明確表示，「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且「自己沒法確切知道應該做什麼」。但是他關於通脹「完全失控」的觀察，只有在其願意宣稱債券市場及其隱含預期是錯誤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只有這樣聯儲局政策的預期演變，才會引發未來5年通脹率大大高於3.22%，並導致5至10年內的平均通脹率大大高於2.5%。
這當然是有可能發生的。經濟是一個充滿意外的領域，而我們的模型和預測最終都只能是些拙劣的猜測。聯儲局可能會被迫大幅改變自身路線，或許不得不讓美國經濟陷入一場利率遠高於預期的實質性衰退，以使通脹回歸其5年/10年的中期目標。
倘若羅格夫自己的隱含預測能成真，那麼勞動者和僱主必須在假設未來5年通脹率遠高於3.2%，且之後5年也遠高於2.5%的假設前提下，達成工資談判。此外這些通脹的工資協議，必須通過合約和制度安排鎖定，這樣即使事實證明實際通脹被誇大了也很難下調。勞動者和僱主們必須非常自信地認為，債券交易商都是一些非理性的潘格洛斯主義者（Panglossian）——也就是通脹鴿派（儘管當前的證據都指向其反面）。
那麼是否存在什麼理由，認定債券交易員都是非理性的潘格洛斯通脹鴿派？有什麼理由認為勞動者和僱主們目前相信，債券交易員是非理性的潘格洛斯通脹鴿派？
我看沒有。
在我們的現代經濟中，通脹的爆發是一個特殊的預期驅動型過程。它的實現需要有一個惡性循環：在這個循環中，對高通脹的預期推動了一些行動，隨後這些行動又驗證了這些預期，例如更高工資導致更高消費物價，而高物價又推動了對更高工資的需求……無限循環下去。因此要實現這種狀況，就必須從某處生出高通脹預期，而到現在為止，還沒證據對此予以證明。
沒錯，未來還可能出現更多供應衝擊、新冠病毒仍有可能變異出更加危險且更具破壞性的新毒株，而俄羅斯總統普京擴大烏克蘭戰爭規模，或是各新病毒變種和中國疫情清零政策的經濟災難性互動，都可能產生進一步的破壞。上述類型的事態發展都可能會使通脹失控。
但存在這類風險的事實並不意味，我們就該如同它們已經發生那樣過活，從而忽視眼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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