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有些人相比其他人，對於未來的看法更為樂觀。樂觀主義者認識到，我們仍有可能避免陷入美國的第二次鍍金時代。
在鍍金時代，生產能力從為民眾提供必需品和便利，轉而被用於在支持尋求地位的過度開支和其他無價值的活動。繼承得來的財富往往發揮着主要作用，而且，往往被用於阻止和延遲任何可能顛覆現狀的改變。
以全球變暖為例，其目前的威脅是抵消不少未來兩代人原本可獲得的技術發展紅利。恰好因為煤炭和石油利益集團擁有足夠的社會和政治權力，從而延遲過渡至零排放能源，才令我們陷入這樣的混亂境地。更為糟糕的是，社會及政治權勢階層將民主視為一個問題。
樂觀和悲觀主義者一致認為，擺脫鍍金時代將促使解決阻礙人類進步的其他問題變得更加容易。它可以削弱那些從環境污染和民主破壞中獲益的社會力量。不平等將無法繼續阻礙市場經濟，把尋找解決方案時向公眾外判的能力。
什麼是樂觀主義的實例？首先，必須牢記美國曾於十九世紀末最終擺脫了首次鍍金時代，而它實現這一目標所依賴的是充分利用移民、專業知識和共同利益，這正是隨後而來的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的基礎。
上述的擺脫是怎樣實現的呢？首先，以移民問題為例。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間，外國出生人士佔美國人口的比重不亞於現在，並且同樣令人深感憂慮。但這種憂慮所助長的卻不僅是人們要求「邊境關閉」。它還為促成移民及其子女融入美國社會的政策提供了助力。這意味為在社會向上流創造實實在在的途徑，借助美國的基本神話（尤其是美國是移民國家）來吸納新移民。我們幾乎所有人的祖先都是為了避免舊世界的錯誤而來到新世界。
第二種因素就是專業知識。二十世紀初，許多精英便充分理解鍍金時代並沒有創造出一個足夠好的社會。雖然共和黨是富人的天然大本營，但美國總統羅斯福卻擁有足夠的遠見，理解有必要控制「大財閥犯罪」。
同樣，鋼鐵巨頭卡內基（Andrew Carnegie）也擁有足夠的遠見，理解私人財富代表公眾信任，他明白「帶着如此巨額財富死去的人可恥的道理」。而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也擁有足夠的眼光，充分理解美國政府的任務，是協助在整個經濟中傳播設計、管理和組織知識。
於是，引出了我們所感興趣的問題。所有這些大人物都明白，哪怕是最個人主義的社會，也需要實現某種程度的社會團結。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指出，「正確理解美國人利己主義」建基於一個原則，就是自身的繁榮有賴於確保擁有獨立和繁榮的鄰居。此外，集權主義所帶來的威脅，讓所有人意識到良好社會的脆弱性。當時，鮮有人為了之後能夠分到更多政治和經濟蛋糕，而冒險通過將制度和規範推向崩潰的邊緣而危及自身利益。
一言以蔽之，所有人都認識到政策調整的必要性。就連美國的富人也並未從鍍金時代極高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中獲益。
悲觀人士認為，這次歷史不太可能重演，甚至都不可能類近。今天的共和黨人完全不同於他們一個多世紀以前的前輩。就連像羅姆尼（Mitt Romney）這樣所謂的溫和派貴族，也從未擺脫將47%的美國同胞描述為自願受害者，「相信自己有權獲得醫保、食物和住屋等一切福利」的境界。他在競選2012年總統時曾表示，「我的任務不是擔心那些人。我將永遠也無法說服他們，他們理應承擔起關注自己生活的個人責任。」
這距今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今天，羅姆尼的同僚們往往更為激進，譴責從「喚起暴民」和將我們「出賣給中國的大型科技企業」，到強制接種疫苗（即「現代隔離制度」），以及教育美國人儘管他們的國家可能非常偉大，但卻並非事事都好的努力。
這在很大程度上或許僅是為滿足激進派需求的虛張聲勢。回想2021年，共和黨曾就是否保留眾議員利茲切尼（Liz Cheney）的眾院共和黨會議主席職務，曾進行不記名投票，當時有145名議員投票贊成，僅61人表示反對。同樣，17名共和黨參議員投票支持推進美國總統拜登的2021年基礎設施計劃，而眾議院共和黨人則僅以149票對71票的優勢，支持拜登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談判所達成的債務限額協議。
擺脫上一次鍍金時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二十世紀初的進步時代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的新政時期。擺脫第二次鍍金時代的道路也十分漫長，但有理由希望它將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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