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衞生組織最近宣布，新冠大流行結束「在望」，但世界面臨着許多新出現的健康風險。有些因氣候變化而加劇，有些因旅遊、網上錯誤資訊、糧食短缺、貧困或戰爭而加劇。幸運的是，這場疫情為我們提供了管理這些風險，以及幫助脆弱的發展中經濟體更好地為未來的健康危機做好準備的寶貴經驗。
世衞組織獲得新冠工具加速器（ACT-A）是一項大規模的全球計劃，促進了全球的檢測、治療和疫苗接種。但很明顯，ACT-A未能解決阻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開展疫苗接種的長期結構性障礙。實現這一點需要一個新的框架，強調與當地工人和企業家的本地關係。
發展中國家的人均衞生工作者人數少於發達國家。到2030年，非洲、東南亞、東地中海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將面臨590萬名護士和1800萬名衞生保健工作者的短缺。2019年，全球有1380萬名嬰兒未能從常規免疫服務中受惠，其中880萬名來自低收入國家。因此，儘管目前全球供應遠遠超過需求，但截至5月，低收入國家中只有16%的人口接種了最少一劑新冠疫苗也就不足為奇了。
製藥公司在克服提高低收入國家疫苗接種率的各種障礙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當我們尋求確保全面治療方法普及時，挑戰不僅限於疫苗接種。包括賽諾菲在內的幾家製造商，目前的努力方向包括以成本價提供基本藥物組合。例如，賽諾菲全球衞生部，向40個發展中國家分發30種基本藥物——包括胰島素和治療心血管疾病、結核病、瘧疾和癌症的藥物。
但是，降低治療成本固然關鍵，但新冠疫情反映需要一種更全面的方法，將藥物、醫療保健系統和全球供應鏈視為聯動的挑戰。新冠疫情反映，不能實現本地賦能的援助弊大於利，這就是公司必須超越僅提供金融援助的原因。為了幫助改善中低收入國家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公司可以解決後勤和供應問題，利用其資料和分析能力協助前線回應者，培訓當地官員使用創新技術。
世界各地的公共衞生專家愈來愈關注識別和管理新出現的疾病和熱點，以及改變態度和行為，而技術促進了改善結果所需的資料收集和資訊共用。但收集和評估這些資料需要依靠與傳統和非傳統合作夥伴的合作。這些努力必須迅速推進，以當地社區的優先事項為驅動，並建立從診斷、追蹤和建模中獲得的共用資料之上。在新冠疫情期間，南非迅速的基因組測序表現突出，其中涉及多方參與者之間的合作，並使該國能夠及早檢測到Beta和Omicron變種。
同樣，結合大型數據集、計算能力和演算法，公共衞生官員可以監測疾病傳播、材料短缺、後勤挑戰和藥物反應。雲技術促進了資料採擷、資訊共用和研發，使我們能夠識別疾病爆發、新病原體和最需要立即協助的社區。
為此，全球公共衞生界應共同努力，通過關注本地初創企業以實現創新，培育創業生態系統。需要創建一個為當地初創企業提供資金的「影響力基金」（Impact Fund），以及分享技能和運作專業知識的機制。賽諾菲全球健康（Sanofi Global Health） 的2500萬美元的「影響力基金」於7月啟動，已開始支援能夠為服務欠缺地區可持續醫療保健提供可擴展解決方案的本地創新者。
鑑於低收入國家需要更多醫務人員，培養本地專業知識至關重要。在新興市場，本地醫療專業人員和供應鏈專家必須接受培訓，成為能夠解決緊迫的公共衞生問題並減少護理障礙的「專家型通才」。
在這裏，技術可以提供面對面培訓的替代方案，由於成本上升、持續的政治衝突、旅遊限制和勞動力短缺，面對面培訓變得更加困難。例如，賽諾菲正在與新加坡的技術平台Reach52合作，後者通過一項訂閱服務，為農村地區提供健康教育、篩查和可負擔的藥物。Reach52的平台依靠面向低連繫市場的「離線優先」方法，使本地醫護人員能夠為參加由受過「健康教練」培訓的護士進行的、基於社區的糖尿病和高血壓篩查活動的居民進行登記。
以有意義的方式增加低收入國家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需要的不僅是向他們提供低成本藥物。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合作框架，以應對我們在適應新技術和培育本地創新時所面臨的無數相互關聯的挑戰。作為製藥公司，我們的工作是顛覆我們自己的思維，鼓勵實地創新者。這種多管齊下的方法，必須以可持續的、本地驅動的護理模式為中心，旨在協助弱勢群體。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所寫的那樣，只給予不加強是無濟於事的——甚至會阻礙未來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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