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民粹主義現在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大障礙。隨着徹底否認氣候變化不再是一種選擇，民粹主義政客愈來愈多地將自己定位為氣候質疑者和拖延者，而這種新策略被事實證明是非常陰險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警告，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必須在3年內達到高峰，才有可能實現巴黎協議所規定的攝氏1.5度的目標；通過減緩有效行動，當今民粹主義分子的策略正日益成為一種生存威脅。
這種趨勢可逆轉，但卻也非常頑固。繼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撤回美國的氣候承諾後，拜登政府儘管面臨明顯的阻力，依然成功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氣候法案。但民粹主義氣候破壞勢力的機會依然存在着。《自然》雜誌最近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儘管氣候政策的支持者在全國範圍內大大多於反對者，但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事實恰好相反。鑑於這種「虛假社會現實」，氣候立法有望成為11月中期選舉過程中，一項分化對手支持者的事務。
也許更具重要意義的是巴西，在總統博爾索納羅的領導下，反動民粹主義面臨着正常化的危險。難怪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師班農，將巴西選舉視為國際體系的轉捩點；以他的話說：「全世界第二重要的選舉」。班農式策略近年來在許多國家盛行，毒化了有關移民、生育權利和疫苗等諸多問題的公共討論。
多種原因導致氣候行動對雄心勃勃的現任獨裁者而言尤其具吸引力，但均與氣候本身無關。首要原因是可見成本。儘管脫碳和增強經濟彈性最終將比彌補氣候危機失控所帶來的損失要便宜得多，但上述支出永遠將遭到政治機會主義者的惡意攻擊。
此外，民粹主義者還將誹謗旨在實現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等國際協定的政策，斥之為放棄主權。英國脫歐締造者法拉奇（Nigel Farage）現在鼓動就英國宣布的實現零淨排放的目標進行公投，這樣的舉動毫不奇怪。
儘管亞馬遜所扮演的碳滙角色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至關重要，但國家主權的簡單化概念同樣支持博爾索納羅拒絕在國際論壇上討論這一問題。博爾索納羅未能打擊亞馬遜地區的犯罪活動，從而導致巴西的森林、河流和民眾（其中包括土著團體、環境活動人士和記者）遭到肆意破壞。就像其他右翼民粹主義者一樣，「主權」對他而言等同要求權利，但卻否認隨之而來的責任。
無論是出於憤世嫉俗亦或天真，民粹主義分子都拒絕承認強化國家邊界無法解決我們最大的問題。今年的能源和糧食危機、2019年新冠疫情和愈來愈嚴重的債務困境是這樣，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也是如此。結果可能導致氣候行動和反動民粹主義在未來數十年內持續糾結，同時伴隨着氣候破壞、不平等加劇和各國社會契約的破裂。
10多年來對25個國家進行的一項研究，其近期結果顯示，右翼民粹主義黨派一直對氣候目標產生負面影響，導致國際目標變得更難實現。作為1992年基礎性地球峰會的東道主，巴西此前曾在多邊談判中享有主要共識構建者的聲譽；但在短短幾年內，它已經與外交動盪和環境破壞聯繫在一起。
如果我們想要控制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嚴重破壞性影響，那麼集體智慧必須戰勝民粹主義分裂和虛假資訊。某些國家已經在指明方向。例如，在澳洲，選民們罷免了一個已淪為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最頑固氣候落後者之一的保守黨政府。而在斯洛文尼亞，一位民粹主義總理在其政黨被環境自由運動黨擊敗後，被拒絕再次連任。
同樣的目標能否在巴西獲得動力？最近的民調結果顯示，81%的巴西人希望總統候選人保護亞馬遜，而65%的人認為這樣的保護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超過90%的人知道氣候變化正在發生，而超過75%的人將其歸究於人類行為。
像世界許多國家一樣，巴西社會運動組織規模空前。來自亞馬遜的團體——尤其是代表傳統社區、婦女和年輕人的團體——正在領導這項運動，而包括金融和私人範疇參與者在內的其他團體也加入這項運動。
與此同時，博爾索納羅仍對氣候抱負懷有敵意，將所有環境憂慮描繪成影子國際利益的邪惡創造。當然，諷刺的是，今天的「反全球化」民粹主義者依賴屬於他們自身的資金充足跨國宣傳、捐助和同行網絡。《紐約時報》最近一項調查顯示，獲利於俄羅斯石油銷售的匈牙利能源公司，已將巨額資金投入與其政治結盟的慈善機構，再由上述機構將其投向美國的保守派廣播公司和輿論領袖。
被民粹主義優先政策所顛覆的國際體系，對開放社會和有效氣候政策而言將具災難性。我們這些相信科學、相信當地人智慧和外交力量的群體必須明智應對威脅。如果民粹主義正常化，它將在最需要的時刻破壞有效氣候行動。防止災難性後果的窗口正在關閉。氣候政策已經成為民粹主義者最具吸引力的目標；我們其他人必須成為民粹主義者最難以應對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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