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11月，中國共產黨第18屆中央委員會召開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改革，旨在維持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大約在那個時候，基於中國和美國增長率差異的天真推斷顯示，到2021年中國GDP將超過美國。一些人猜測，這最早在2019年便有可能發生。
這些預測大錯特錯了。隨着美國經濟超出預期，中國經濟放緩，高盛（Goldman Sachs）和其他公司現在估計，中國的GDP即使能趕上美國，也得等到2035年之後。並且，雖說真的趕超了，也可能只是暫時性的。中國的GDP預計將在本世紀中葉左右達到頂峰，之後其勞動力的萎縮將抵消任何生產率的提高。
誠然，從購買力平價來看，中國已經在2017年超過了美國。但對於許多目的，例如估計軍事能力或確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配額，以當前滙率比較國家GDP更為有用。
在經歷了三十年10%的年增長率之後，中國經濟必然減速。技術追趕、資本回報遞減、人口老齡化、 願意遷移到城市的工人供應減少，以及增長率回歸均值，都把中國推向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但經濟衰退比許多人預期的要嚴重，而且部分是自己造成的。在過去十年間，中國決策者未能遵循自己的改革計劃，加劇了中國經濟的放緩。
中國和外國經濟學家都贊同，主席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2013年提出的改革藍圖，該藍圖旨在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該計劃旨在盡量淡化國有企業（SOEs）的角色，為民營企業創造機會。私人投資者將獲得更多的國有企業股權，國有企業將把更大份額的利潤以股息形式回饋。政府旨在簡化審批程序，明確哪些行業仍將由國家控制，放鬆對能源和公用事業價格的管制，從而減少一種國有企業補貼形式。
此外，金融體系將自由化，促進更大的跨界資本流動。中國的增長模式將從依賴投資和出口，轉向依賴家庭消費。農村居民被承諾加強土地權利，甚至能夠擁有和出售地權，從而減少追求不必要的建設項目的地方官員，無端徵用土地的風險。計劃中的戶口制度改革，將使大城市農民工獲得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災難性的獨生子女政策將被廢除。環境補救被認為是一個最高優先事項。
但在目標提出3年後，政府只採取了其中的幾項措施。最值得關注的是獨生子女政策最終在2016年被放棄（但3胎限制仍然存在）。環境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大多數計劃中的改革尚未實施；有些甚至有所倒退。
此外，國家對經濟的參與也有所增加。與三中全會設定的目標相反，過去十年對國有企業的貸款激增，流向民營領域的貸款份額下降。鑑於民營企業的生產率往往更高，對國有企業的日益重視，導致了中國生產率增長的持續放緩。
中國領導人愈來愈關注微觀經濟和結構性政策，但採取積極宏觀經濟措施的意願有所減弱。2000年至2013年間，政府通過反周期貨幣和財政政策有效應對經濟衝擊。中國人民銀行在2007至2008年通過提高利率、收緊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業主的貸款價值比率，成功地冷卻了過熱的經濟，抑制了通貨膨脹。它在2010至2011年遵循了類似的策略。
在這兩次經濟過熱之間的2008至2009年，貨幣和宏觀審慎政策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一度放鬆。為了抵消危機對經濟的影響，政府啟動了大規模的凱恩斯主義支出擴張，使中國能夠迅速從衰退中復甦。
但中國決策者並沒有以他們一貫的反周期精確度應對當前的衰退，即使房地產泡沫破滅，和習近平嚴格的新冠清零政策的緊縮性影響破壞了產出增長。換言之，由於未能實施關鍵的結構性改革，也缺乏有效的反周期宏觀經濟戰略，中國的GDP目前處於低迷狀態。
中國新出現的對待財政刺激謹慎態度，與其長期存在的注重國家政府干預之間顯然存在矛盾，一個可能的解釋是2008至2009年和更早的經濟衰退期間，大部分支出來自地方當局，而地方政府並不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另一個原因是，通過轉移支付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固然能刺激消費和經濟增長，但也會增加民營領域的作用，這與政府的目標不一致。
歸根究底，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是顯而易見的。金融自由化的停止，部分是對金融不穩定加劇的回應，特別是 2015年6月股市泡沫的爆破。另一個目標是阻止淨資本外流，減緩人民幣貶值，貶值始於2014年底，在2015年8月擾亂了外滙市場。
鄧小平從1978年開始掌權，領導中國經歷了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他將「致富」作為國家優先事項。這一政策持續了四十年，中共領導人將經濟繁榮視為維持民眾支持的關鍵。
然而，習近平似乎更關心維持政治控制，而不是經濟增長。因此，2013年的藍圖非但沒有標誌着中國發展的分水嶺，反而將以錯失實施支持市場改革的機會而被人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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