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中國仍處於一條衝突軌道之中，兩國之間的新冷戰，可能最終會因台灣問題而陷入白熱化，而「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崛起中的大國似乎註定要與當前霸主發生衝突——正在不祥地逼近。不過中美緊張局勢的嚴重升級（更不用說戰爭），仍有可能避免，從而使世界免於遭遇那些無法逃避的災難性後果。
當一個崛起大國挑戰現任全球霸主時，總不免會出現一些緊張局勢。但中美對峙正值美國相對實力或許正在削弱，且正致力於防止自身戰略性衰落之時。因此雙方都對對方的意圖充滿猜忌，對抗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良性競爭與合作。在這方面雙方都有一定責任。
在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變得更加專制，進一步走向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堅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念。此外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格言，也已讓位軍事自信。隨着中國開始奉行日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它與幾個亞洲鄰國之間的領土爭端不斷惡化。中國試圖控制東海和南海，而且愈來愈急不及待地想以一切必要手段「統一」台灣。
但習近平也指摘美國正在推行自己的侵略性戰略——就是對中國實施「全面遏制、圍堵和打壓」。另一方面，許多美國人擔心中國可能會挑戰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霸權——這是自二戰以來該地區相對和平、繁榮和進步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領導人還擔心，美國不會再堅持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支持着中美關係的「一個中國」原則。美國不僅在是否保衞台灣這個問題上，變得不那麼「戰略性曖昧」，而且還通過AUKUS安全夥伴體系（澳洲、英國和美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國），以及北約的亞洲轉向計劃，以強化其印度洋-太平洋聯盟，從而加劇了中國對美國遏制行動的擔憂。
防止衝突的第一步是，要認識到一些普遍存在的擔憂其實是過分誇張的。例如美國對中國經濟崛起的焦慮，讓人想起幾十年前它對德國和日本崛起的態度。畢竟中國目前存在的嚴重經濟問題，可能使其潛在年增長率降至3%至4%，遠低於過去幾十年間年均10%的增長率。中國人口老齡化嚴重，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私營和公共部門債務高企；執政黨的各類恐嚇行為導致私人投資下降；致力於實現國家資本主義的做法，也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此外由於經濟不確定性加深，和缺乏廣泛的社會安全網，中國國內消費處於疲軟狀態。隨着通貨緊縮的到來，該國現在必須擔心「日本化」的問題：很長一段時期的增長缺失。與許多新興市場一樣，中國最終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是成為高收入國家和世界最大經濟體。
雖然美國或許高估了中國的崛起潛力，但它也可能低估了自身在許多未來產業和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半導體、量子計算、機械人和自動化，以及核聚變等新能源。中國已根據其「中國製造2025」計劃，對其中一些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但要在短期內在十大未來產業中佔主導地位，在目前看來還很勉強。
而美國對中國主宰亞洲的擔憂也是過度的。中國周邊有近20個國家，其中許多都是戰略競爭對手或「死敵」，而為數不多的盟友——如北韓——大都在消耗其資源。「一帶一路」倡議本應結交新朋友、創造新依賴，但卻遇到了許多挑戰，包括許多導致債務違約（卻被刻意忽略）的大型失敗項目。雖然中國希望主導全球南方及其國際「搖擺國」，但許多中等強國都在抗拒和反擊這一野心。
美國實施了一些制裁措施，以阻止中國軍方掌握關鍵技術，並挫敗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主導地位，這是正確的。但除了一些必要的技術脫鈎和限制對中國和美國的直接投資外，美國必須謹慎地將其戰略限制在去風險而非脫鈎上。在確定將哪些範疇納入其「小範圍、高壁壘」操作時，必須避免過度。在這方面特朗普對中國實施的貿易制裁，包含了各類消費品，因此應該逐步取消。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和中國應努力達成新的諒解，以化解當前的危險升級。美國總統拜登應明確重申「一個中國」原則，並使其公開承諾和聲明符合「戰略模糊」原則。美國應向台灣出售其自衞所需的武器，但在其「豪豬式」防禦取得重大進展之前，不應以可能激怒中國入侵台灣的速度或規模出售武器。美國還應明確聲明，其反對台灣走向正式獨立的任何舉動，並避免與台灣領導人進行高層互訪。
而在中國方面，它應該停止在台灣附近的海空入侵，還要明確表示最終統一將是完全和平且得到雙方同意的；採取新措施改善兩岸關係；緩解與其他鄰國在領土爭端上的緊張關係。
中美兩國都需要採取政策以緩解經濟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並在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監管等全球問題上，孕育健康的合作。如果兩國不能就當前對抗的根源問題達成新的共識，那麼最終將會爆發衝突。這將無可避免地導致一場毀壞世界經濟的軍事對抗，甚至可能升級為一場非常規（核）衝突。此間蘊含的高風險，要求雙方在戰略上保持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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