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地緣政治競爭和衝突愈演愈烈的時期。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仍有可能演變成一場地區戰爭，而美國與中國之間不斷加深的冷戰，可能會在這個十年的某個時候，因台灣問題而轉變為熱戰。
如果特朗普在今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那麼世界就將變得更不穩定。然而，迄今為止這些風險對經濟和市場的影響相當有限。這種情況會很快改變嗎？
雖然俄烏戰爭仍一如既往地殘酷，但其對全球的影響或許會更為輕微。與戰爭早期相比，如今北約直接介入或俄羅斯使用戰術核武器的風險較低。同樣，雖然戰爭最初導致能源、糧食、化肥和工業金屬價格紛紛飆升，但即使是歐洲這個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也只出現了輕微的增長放緩（或在某些情況下出現停滯），而不是許多分析家擔心的嚴重衰退。
俄羅斯出產的石油和天然氣，已被更多來自美國和中東國家的進口所取代。由於烏克蘭設法重開黑海穀物出口通道，對糧食價格的影響有所減輕。
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迄今也只對地區和全球經濟產生了有限的影響。以色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23年第四季急劇萎縮，且可能隨着衝突的持續而繼續疲軟，加沙的經濟損失顯然更為嚴重。由於也門胡塞武裝對紅海貨運船隻的襲擊，埃及從蘇彝士運河獲得的收入（也是其外滙收入的主要來源）出現下降。但如果衝突繼續按照目前的態勢得到控制，對全球經濟和市場的影響也仍將有限。
歸根究底，只有出現重大地區局勢升級——如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之間爆發全面戰爭，或有跡象顯示以色列（可能還有美國）正走向與伊朗開戰的道路——才有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全球後果。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全面戰爭，將大幅減少海灣地區的能源生產和出口，致使能源價格飆升，催生類似1973年贖罪日戰爭和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的全球滯脹衝擊。幸運的是地區局勢急劇升級的可能性目前仍然很低。
雖然中美之間的冷戰——或戰略競爭——可能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繼續加劇，但今年兩國關係可能不會有太大的惡化。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去年達成了戰術性緩和，而中國對不符合其期望的台灣總統選舉結果，反應也相對克制。儘管台灣問題可能會在這個十年較後時間升溫，但這種狀況在今明兩年都不太可能發生。中國的經濟缺陷和脆弱性，可能會使其減少與美國和西方的對抗。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在貨物、服務、資本和技術貿易方面的去風險化、生產線遷移、友岸外包和限制，也不會在短期內加劇。只要戰略競爭保持在可控範圍內，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便不會太大。
而經濟增長和市場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風險，則是美國大選。但在這方面有必要認識到，特朗普和拜登在外交政策上是有一些共同優先事項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對中國持鷹派態度，且將繼續如此。拜登和特朗普都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但他們也認識到，要想實現以色列和沙特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一項最終的以巴兩國解決方案。
特朗普和拜登最大的分歧在於，北約、歐洲和俄烏衝突等問題上。有些人擔心特朗普會放棄烏克蘭，讓俄羅斯贏得戰爭。但很可能在中國問題上維持鷹派立場的他，或許會擔心讓俄羅斯接管烏克蘭會釋放出（關於台灣的）某種訊號。此外，特朗普真正想要的是讓歐洲北約成員國增加國防開支。如果它們這樣做，那他可能會承認該聯盟的價值，因為北約將轉向亞洲以威懾中國。
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影響市場的最大途徑，是其經濟政策。美國的保護主義政策無疑將變得更加嚴厲。特朗普已經表示，將對所有進口到美國的商品徵收10%的關稅（目前的平均關稅率約為2%），並可能對中國商品徵收更高關稅。這將引發多場新貿易戰，不僅是與中國這樣的戰略對手，而且還有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如日本和韓國。
一場可能降低經濟增長並加劇通脹的全球貿易戰，將成為未來數月市場應當考慮的最大地緣政治風險。在這種情境下，去全球化、脫鈎、碎片化、保護主義、全球供應鏈巴爾幹化和去美元化，將成為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所面臨的更重大風險。
與特朗普有關的其他滯脹風險包括，他對氣候變化的否定態度，以及他可能會試圖用一個更加鴿派，也更易受他擺布的人，取代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最後，特朗普的財政政策將增加本已過高的赤字。即將到期的減稅政策將會延長，國防和福利支出也會增加。那些債券義勇軍們（意指通過拋售債券推高市場利率以迫使政府重整財政秩序的投資者），最終以更高利率震撼各大債券市場的風險也會增加。隨着私人和公共債務的高企和上升，金融危機的幽靈也會逐漸走近。
俗話說：經濟問題才是關鍵。而目前特朗普所提議的經濟政策議程，才是對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最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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