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聽信央行官員的說法，人們會認為，最近這一輪高通脹不過是一個在極端不確定情況下出現的、情有可原的新冠疫情後預測失誤。但儘管這種說法現在流行於市場和金融媒體，但它所假定的央行獨立性水平，在當今動盪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中根本不現實。即使央行能設法在可預見的未來令通脹率回落到2%，未來5至7年內再次出現通脹飆升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這並不是說某位央行行長不可信，而是大多數央行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獨立。在政治兩極分化、政府負債纍纍、地緣政治緊張和去全球化的全球環境下，央行的自主權不可能是絕對的。作為非民選技術官僚的央行行長，可能擁有短期的業務獨立性，但政府最終掌握任命權並監督預算。許多國家的政府還有權重設貨幣任務授權。
那些喝着央行針對通脹調製的飲料，並視目前的安排神聖不可侵犯的經濟學家，並未認識到所謂央行獨立有助於控制通脹的信念，只有不到40年的歷史。基德蘭特（Finn Kydland）和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因提出了貨幣政策中的通脹偏好理論，而順理成章地獲得了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僅僅指示中央銀行遵循具體的指導方針——卻顯得相當幼稚，而現代通脹目標設定制度，或所謂的泰勒規則（Taylor rule）也是如此。
問題在於那些簡單的規則會不可避免地遇到效果很差的時期並因此必須進行徹底修訂。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央行行長們對限制性政策利率如何構成的認識就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今這種情況似乎再次發生。而央行極易在這些關鍵時期受到政治壓力影響。
事實上新冠疫情使沉睡已久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再次凸顯。正如我在近期與阿夫魯茲（Hassan Afrouzi）、阿拉克（Marina Halac）和亞里德（Pierre Yared）合著的一篇論文所說的，這些力量不可能很快消失。雖然疫情後時期的特點，是不確定性增加，致使宏觀經濟趨勢變得難以預測，但這恰好是中央銀行更傾向冒高通脹而非大規模衰退風險的時候。畢竟人們或許不喜歡通脹，但他們更不喜歡深度衰退和金融危機。
隨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經濟的不確定性可能會繼續上升。其部分原因在於，儘管央行的各類「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an）預測模型有很多功能，但它們本質上都是建立在外推法的基礎上。換言之，它們能在穩定狀況下表現良好，但往往無法預測重大轉捩點的到來。因此在這種中央銀行極易受到政治壓力影響的關鍵時刻，尋找歷史相似之處，或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通常會更有效。
雖說通脹激增並非每年都會發生，但另一波通脹可能會來得比市場預期更早。面對經濟的不確定性，各國央行可能不會以拉高通脹為目標，但它們很可能會通過調整利率政策，來使這種結果比嚴重衰退或金融危機更有可能發生。
儘管經濟學家都熟知這種通脹性偏好，但金融市場卻並未認識到這一點，這或許是因為央行的資訊傳遞，在過去幾十年間變得異常高效。央行官員明白，一旦市場對他們的意圖有所懷疑，通脹預期的上升便會迅速在通脹上反映出來。然而這種認識不太可能協助他們抵禦來自政治家的壓力，因為政治家往往只關注下一次選舉，同時可能會優先考慮穩定短期通脹之外的其他問題。
雖然各國政府可以採取好些措施來加強央行獨立性，但在當今民粹主義盛行的環境下，這些做法不太可能奏效。相比於確保通脹率保持在目標範圍內，央行會愈來愈多地承受壓力，被迫關注一些它們缺乏必要工具、專業知識或政治合法性以解決的事務，例如不平等、氣候變化和社會公正。
中央銀行的目的無疑是達成其通脹設定目標，但它們始終需要警惕其政治老闆。為了在日益增長的壓力下保持獨立性，央行需要靈活變通，並偶爾作出讓步，而這可能會導致在未來十年內再次出現那種新冠疫情後通脹飆升。因此現實的投資者應該明白，即使中央銀行現在設法控制了高通脹，通脹捲土重來的速度也一定會比目前大多數預測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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