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碳中和的追求已經真正開始。包括世界最大污染國在內的70多個國家，已經制定了二氧化碳淨零排放目標，數百個城市、公司和投資者承諾實施互補戰略。但是，成功的淨零轉型需要實體經濟發生根本性轉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擾亂了全球能源市場，重新喚起了人們對能源獨立性的擔憂。必須給碳定價，因為它對於推動我們轉變當前對化石燃料的極度依賴至關重要。
通過分配社會儲蓄，金融市場塑造了經濟。投資者的選擇取決於兩個因素：資訊和鼓勵。只有當投資者兩者兼得時，金融市場才能做最擅長的事情：將資本分配給其最佳和最高用途。
要理解這種動態，可以考慮投資者對風險理解的演變。風險一直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直至1952年馬科維茨（Harry Markowitz）將其定義為波動性，從而讓它具有了數學性質，可以量化。1964年，夏普（William F. Sharpe）在此貢獻的基礎上，創建了他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描述了系統風險與預期收益之間的關係，從而可以為市場風險定價。馬科維茨和夏普一起徹底改變了投資者分析投資風險和機會的方式，進而改變了金融市場分配資本的方式。
今天，需要在投資者對氣候風險的理解方面，進行類似的革命。
通過強制披露收集的高質素氣候風險數據，對於開發有用分析工具至關重要。幸運的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Board），都開始認識到這一必要性，並提出了氣候相關披露的新要求。
這種披露是必要的，但不充分。鼓勵措施很重要，而且它們目前正朝着錯誤的方向傾斜。
第一個問題是化石燃料行業享受着巨額補貼。去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達成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指出，目前這種「低效補貼」相等於化石燃料總投資的一半。
扭曲金融市場和阻礙有效資本配置的第二個因素是，二氧化碳排放搭順風車。「污染者自付」的原則為何沒有落實？畢竟，這些有增無減的排放會導致全球變暖，從而對人類構成生存威脅。
這就是碳定價的用武之地。淨零轉型需要新技術、節能基礎設施，以及碳捕獲和儲存的大規模快速發展。碳定價，連同化石燃料補貼的取消，將為投資者提供強大的鼓勵，為必要的能源轉型提供資金。
在2015年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之前，管理超過20萬億美元資產的340多名投資者代表發表了一份聲明，呼籲計劃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補貼，引入碳定價。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呼聲被禮貌地忽略了。但隨着國際能源署開始計算轉型成本，很明顯，單靠政府無法買單。必須動員金融市場上的數萬億美元。
巴黎氣候協議承認私人市場在籌集資金，對於使全球變暖「遠低於」工業化前水平攝氏2度的目標，發揮着重要作用，也為建立跨境排放交易計劃提供指引。迄今為止，已有40個國家和25個地方轄區對碳制定了價格，覆蓋全球約 15%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此外，還有46項正在進行的額外碳定價計劃——包括在中國和巴西等主要經濟體，全球約25%的排放量將受到碳定價的影響。這是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還遠遠不夠。
與此同時，SEC提出了一個溫和的建議，公司需要報告財務規劃中所假設的碳價格。這反映了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建議，其下屬的氣候風險權威委員會——包括資產管理公司、銀行和大宗商品公司——贊同這個顯而易見的結論：除非我們給碳定價，否則我們無法有效地管理能源轉型.
應對氣候變化需要行為改變，而人們根據鼓勵改變行為。明確地為氣候變化的負外部性定價，將促使公司減少排放，促使消費者作出必要的生活方式改變。碳定價也將產生收入，可用於分配予綠色技術的開發，或以有利於公正轉型的方式分配予公眾。簡而言之，碳定價可以同時實現經濟、氣候和社會目標。
在王爾德（Oscar Wilde）的《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中，達林頓勳爵（Lord Darlington）打趣說，憤世嫉俗的人「知道一切的價格，而對價值一無所知」。 投資者目前的立場恰好相反：我們知道應對氣候變化的價值，但還沒有確定價格。氣候變化帶來了系統性風險，投資者無法通過分散投資規避。除非對風險進行準確定價，否則成本將無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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