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問題」的存在，反映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男人的世界裏。幾個世紀以來，研究和政策聚焦於男性成為基本設定，而關注女性的舉措則「以女性為中心」。但是，既然男性被視為基本設定，那麼女性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都不會專為她們建立或優化。將女性排除在外的研究，不僅是「性別中立」——它是「不完整」。
後果可能是致命的。例如，女性在車禍中受傷的可能性，比男性高73%，死亡的可能性高17%。其中一個原因是，車輛安全試驗中使用的碰撞測試假人，旨在模仿普通男性的身體。直至去年，「女性」假人才被開發出來，而監管機構仍然沒有要求將她們納入車輛安全研究。
個人防護設備，如醫護人員使用的個人防護設備，也是針對男性身體進行優化，女性必須使用相同尺寸，即使女性更加嬌小。在2020年對英國醫護人員進行的一項調查中，44.7%的女性認為個人防護服不合身，而男性只有15.3%。在加拿大最近的一項調查中，超過80%的女性受訪者報告個人防護裝備的問題。
同樣，警察使用的「男女皆宜」防彈衣是為男性設計的，讓女性既不舒服，也可能更容易受到攻擊，尤其是在腋窩和脖子周圍。英國現在有5萬名女性擔任警察，直到今年才引入女性專用防彈衣。
女性不再被排除在臨床試驗之外，但代表性仍然不足，特別是在試驗的早期階段。因此，女性仍然面臨更高的藥物不良副作用風險，尤其是因為推薦劑量沒有針對女性進行優化。對女性服用與男性相同藥物劑量研究的分析顯示，在超過90%的例子中，女性經歷了更強的副作用和更多的不良反應。
該分析源於對服用安眠藥物Ambien的女性所經歷的嚴重副作用的觀察，包括第二天早上的交通事故率更高。研究人員發現，推薦劑量在女性血液中的濃度和藥物消除時間，比男性高得多。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現在建議女性接受「標準」劑量的一半。
更糟糕的是，當涉及主要影響女性的健康問題時，研究往往根本沒有得到資助。在近75%的疾病主要影響一種性別的情況下，有關模式有利男性：「男性疾病」資金過剩，而「女性疾病」資金不足。
在解決性暴力問題時，女性的需要也讓位於男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女性是此類犯罪的受害者，因此預防性暴力完全被視為「女性問題」——儘管男性佔犯罪者的大多數，但對男性沒有任何影響。政策過於關注受害者——例如，改善戶外照明、建立求助熱線和創造「安全空間」——以至於暴力的根源從未得到解決。
同樣，與健康相關的資料主要來自男性，這帶來了嚴重的風險，因為基於這些資料訓練的人工智能，被應用於醫療保健。例如，如果一名男子報告左臂和背部疼痛，一個醫療應用程式（根據將心血管疾病確定為主要男性問題的資料進行訓練）將建議他，尋求潛在心臟病發作的幫助。同樣的應用程式可能會說女性正在經歷抑鬱症，因此不需要緊急護理，即使女性不會對心臟病發免疫。
人工智能也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傷害女性。2015年，亞馬遜取消了其人工智能招聘工具，因為它表現出對女性的偏見。通過觀察過去十年提交的簡歷（絕大多數來自男性的簡歷）的模式來「學會」評估申請，電腦模型對男性候選人的評價更高。這並不奇怪，因為女性僅佔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的12%，和軟件開發人員的6%。其他幾家仍在使用人工智能軟件進行招聘的公司，並沒有監控其偏見。
儘管有大量證據顯示，性別平等的進步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但只關注增長的宏觀方面的分析，卻忽視了性別。忽視政府支出、稅收和貨幣政策對男性和女性產生的影響不同這一事實，可能導致經濟評估缺陷，破壞政策的有效性和預測的準確性。
例如，婦女作為主要照料者的無償勞動，在宏觀經濟政策中沒有作為考慮。做飯、打掃衞生、打水、照顧兒童和老人等的工作，具有可觀的經濟價值，佔GDP的10%至60%。由於不分性別的分析，婦女工作過度，工資過低。在增加婦女在勞動力中的比例的同時，需要制定減少和重新分配這種無償勞動的政策。
試想關於印度經濟前景的爭論。隨着印度最近在人口上超過中國，一些分析人士預測，印度經濟增長也將超過中國。但是，正如德斯潘德（Ashwini Deshpande）和喬拉（Akshi Chawla）所解釋的那樣，只有當人口增長反映在勞動力上時，這一分析才有效，而在印度，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低迷，限制了這種影響。
性別在無數其他政策領域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包括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目標涉及的大多數其他問題一樣，全球變暖的影響，包括與氣候有關的災害，對婦女的影響尤為嚴重。
當全球一半的人口被歸納為日後再考慮時，研究不再準確，政策不再有效，人類福利也將減少。在研究、產品設計、技術和政策的每個領域明確考慮女性成為常態之前，這種情況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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