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儲局對氣候變化的自滿情緒是危險的。它不想在美國政治仍然兩極化的問題上發揮帶頭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所採取的有限行動，遠遠達不到需要的程度。
更糟糕的是，其與6家主要銀行的新「試點氣候情景分析」，可能低估了氣候變化的風險，和向淨零排放轉型帶來的機遇。聯儲局未能從歐洲和其他中央銀行的類似活動中汲取教訓，而是依賴綠色金融系統網絡（NFGS）創建的情景，儘管人們日益察覺這些情景建立在有缺陷的基礎之上。
中央銀行早已承認，它們使用的主流綜合評估模型（IAM）中沒有考慮關鍵風險。但它們不承認這些缺口，使它們的分析系統地偏向不採取氣候行動。他們忽略了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等著名經濟學家的尖銳批評，他們指出：「IAM的價值非常有限……它們沒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指引，無論是針對行動的強度，還是對於可帶來渴望結果的政策。」
現在，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愈來愈高，已不容中央銀行忽視。然而，儘管聯儲局的測試將包括一場大颶風襲擊美國東海岸的情景，但其NGFS風格的建模，將忽略許多關鍵因素和過程。政治、政策、金融市場和技術的顛覆性轉變都將被忽視。氣候驅動事件與人類行為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包括臨界點和非線性變化，或氣候風險概率的離散跳躍——將幾乎不可能被捕捉到。
這意味諸如長期烏克蘭戰爭、白宮否認氣候變化的回歸、與中國的可再生能源貿易戰、經濟衰退，或股市崩潰等，都不會被考慮。更積極的可能性也是如此，例如進步綠色政治支援率的激增，電動車與內燃機汽車達到平價時銷量的暴增，或者持續快速的技術進步。
這些建模缺陷絕非技術細節，而是可能導致災難。NGFS情景讓我們相信，在升溫攝氏3度的「一切依舊的世界」中，2050年全球GDP將僅較我們實現淨零排放，將升溫控制在攝氏1.5度以內的世界低4%左右（意味損失不到兩年的增長）。難怪中央銀行預計只有略微的金融損失。然而，這一前景與氣候科學家瘋狂警告全球持續變暖將造成巨大破壞，形成鮮明對比。
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NGFS場景低估了淨零轉型的潛在好處。事實上，它們認為這將導致更高的通脹和更低的增長，同時忽略了綠色技術進步將降低價格和促進增長的可能性。
這給我們帶來了聯儲局氣候情景測試的另一個問題：它無助於協助銀行滿足NGFS自身的要求，即在所有決策中考慮氣候風險和機遇。歐洲的銀行已經對當地監管活動的有效性表示懷疑，美國可能也會這樣。遠遠不足以評估長期系統性風險的情景，顯然比具體銀行的壓力測試還要沒用。
在發表自身淨零承諾後，銀行面臨制定和執行轉型計劃的更直接壓力。許多銀行已經承諾實現中期目標，例如到2030年將參與融資的排放量減半，這意味每年減少8%。這種強勁的變化，將改變它們的戰略、商業模式及信貸和投資決策。
這些發展應該迫使氣候情景分析出現根本性轉變。不僅需要更現實的長期場景，還需要更合適的短期和定制場景。這些場景將與NGFS場景截然不同。但再一次，聯儲局似乎沒有準備好備忘錄。儘管它已將測試的時間從2050年延後至2032年，但它仍堅持使用NGFS。
這並不合理。對於延伸時間不到十年的情景，全球變暖不是風險，是幾乎可以肯定的。關鍵的不確定性來自極端天氣事件和轉型風險，涉及地緣政治、當地氣候政策和金融市場波動的相互作用。誠然，NGFS已宣布計劃通過制定短期方案彌補這一缺口，但這能否滿足銀行當下的需求還有待觀察。最有可能的是，美國和其他地方的銀行將被迫自己採取行動。
但這指出了聯儲局漸進方針的另一個問題。更多定制情景將把注意力從總體系統的風險，轉移到銀行自身的風險上。 個別銀行不僅關心自己的氣候足跡和供應鏈，還關心競爭對手的行為（以及它們的相對表現）。銀行肯定會面臨「走向綠色」速度過慢的風險，但也可能面臨行動過快的風險，因為如果其他銀行都未能實現淨零目標，它們的綠色貸款和投資可能會虧損。
聯儲局將氣候情景分析提上議程值得讚揚，但它構建的情景不能反映氣候變化的現實，可能會分散銀行對重新分配資本流這一緊迫任務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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