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Basic Books將於9月6日出版的《蹣跚邁向烏托邦》（Slouching Towards Utopia）一書，是我對1870至2010年「漫長二十世紀」的經濟史綜述。我認為，現在已經是時候改變我們對全球經濟歷史轉捩點的理解了。
有些人可能會將轉捩點定在1076年，當時歐洲的資產繼承權之爭，鞏固了就算是最強勢者也應被置於法律之下（而不僅是他們肆意使用的工具）的想法。另一個重要年份是1450年，當時古騰堡移動印刷機的面世，和文藝復興為啟蒙運動創造了條件。當然還有工業革命真正進入高潮的1770年。
這些年份所代表的重要性是無可爭議的。但我選擇1870年是因為它更重要。它是工業研究實驗室、現代企業和全面全球化落地的時候。這些機構為科技進步提供了超強動力，使全球經濟規模在每一代人的時間內都能翻一番——這就是1870至2010年間的全球經濟總體狀況。
這種前所未有的技術進步速度，使人類最終有能力驅逐馬爾薩斯（Malthus）的魔鬼。人口增長不再會抵消生產力的提高而使世界變得貧窮。技術、方法和組織方面的創新，使擴大經濟蛋糕成為可能，進而讓每個人都能擁有足量財富。政府以往的主要功用是，精英們用於在一個並不足夠大的蛋糕中，攫取「足量」份額的資源榨取器，從此以後政府和政治最終可以被引導至創造一個真正的人類世界。
1870年後的技術發展軌跡，迅速超越了人類以往所能想像的一切烏托邦實現條件。隨着烘培出一個足夠大的經濟蛋糕，問題得到解決，似乎困難的部分已經結束。人類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搞清楚如何分割蛋糕然後大快朵頤——也就是怎樣將手中的高超技藝轉化為所有人的幸福、健康、安全和有保障的生活。而且這些問題會解決得更快，不是嗎？
但事實上如何分割和品嘗快速增長經濟蛋糕的問題，一直困擾着我們。為了理解作為一個集體的我們，為何無法正確處理這個問題，我想指向下述4位思想家。
第一位是出生於奧地利的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他解釋了現代技術是如何通過「創造性破壞」來產生巨大財富。技術和經濟的進步會定時摧毀舊行業、職業和社會模式，以為新的創造物讓路。這個過程無疑是痛苦的，但也是自1870年以來的技術變革要多於西元前6000年至西元1869年期間的原因。
第二位思想家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他制定了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超級架構（superstructure）模型（雖說這是馬克思的框架，但我認為這要更多地歸功於他的合作者）。
「超級架構」描述了社會的一切，包括其人際網絡、社會學模式和政治、文化以及關鍵的經濟體制。儘管這些東西都很重要，但它們全部構建在隱含的生產技術「基礎」之上，且必須與之一致。自1870年以來，無論運行什麼社會學軟件的社會，都無可避免地在五十年內過時和崩潰，原因是基礎硬件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又是由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所驅動的。
第三位思想家是另一位生於奧地利的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他的宏大見解是市場經濟是一個優於一切制度的機制，可以激發群體性創新和調動人類智慧讓世界變得更加富有（只要產權能得到保障）。
但海耶克警告稱，獲得這些好處也得付出可怕的代價：不能指望市場提供任何形式的社會正義。他從骨子裏相信，任何懷着這一目標管理或調整市場的嘗試，不僅會失敗，還會破壞市場盡其所長的能力。因此他的學說相當於：「賞賜的是市場，收取的也是市場，市場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否則就會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最後，匈牙利經濟人類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認為，海耶克對一個由市場賜予的烏托邦的設想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是非人道的。人們希望對自身社會資源的使用擁有發言權。他們會要求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收入達到某種最低限度的有尊嚴水平，同時期望有一定程度的穩定。人們傾向抗拒那種，他們的生活模式可以被某些身處半個世界之外、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無國家世界壟斷者輕易摧毀的想法。無論如何，人們就是如此。如果產權真的是唯一重要的權利，那麼政治和社會必將最終解體。
所有這4位思想家都使我們明白，為什麼無法利用手中的技術實力，構建一個公平和幸福的世界。但診斷當然只是鬥爭的一半（而且可能更少），未來幾代人的任務就是弄清楚如何分割和品嘗經濟蛋糕，正如前幾代人把它做大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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