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不是美國。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自由主義者擔心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可能會贏得法國總統職位，原因與特朗普在2016年擊敗希拉莉（Hillary Clinton）相同：對比較自由的候選人的厭惡，將使極右翼民粹主義者得逞。
幸運的是，有足夠多的不喜歡總統馬克龍的人，在第二輪決選中捏着鼻子選了他，從而擊敗了勒龐。如果必須在霍亂和鼠疫之間選擇，許多選民說，那麼前者顯然是更好的選擇。馬克龍本人在他的勝選講話中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說：「所有投票給我的人，不是支持我的想法，而是為了阻止極右翼獲勝，你們的投票讓我獲此重任。」
但41.5%的選民選擇了代表法國政治中極度反動、本土主義和非自由主義的候選人勒龐，這一事實仍然足以令人擔憂。那麼，為什麼這麼多人討厭馬克龍？
法國選民拒絕馬克龍的原因，與美國選民無法忍受希拉莉類似，是候選人的傲慢，權利，冷漠，以及——就像希拉莉論特朗普支持者的臭名昭著「一籃子可悲之人」評論一樣——侮辱觀點保守、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的歷史。
誠然，與她的丈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不同，希拉莉不平易近人。而馬克龍給人藐視一切的感覺。但是，雖然個性在民主政治中很重要，但個人怪癖並不能解釋一切。對希拉莉和馬克龍的本能厭惡，也反映了數十年前開始的政黨政治轉變所導致的更深層次社會裂痕。
政黨過去是由基於階級的經濟利益聯合起來。左派與工會緊密聯繫，代表產業工人階級的利益，右派則代表大小企業。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奏效，是因為這些政黨彼此制衡。他們的立場很清楚，大多數選民認為他們與一方或另一方的命運息息相關。
這種情況在198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當時左派開始從基於階級的經濟利益，轉向如反種族主義、性別和性解放，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等社會和文化問題。去工業化削弱了工會，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工會與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的聯繫開始破裂。左派在曾受教育和相對富裕的城市選民中更受歡迎，其中許多人不喜歡有組織的宗教，也反對各種社會保守主義，例如種族偏見。
這些左翼精英犯的一個大錯誤是假設工人階級，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都自然地共有他們的「進步」社會和文化理想。事實上，許多將自己歸類為工人階級的人都是保守派。宗教在窮人之中蓬勃發展。移民常常被視為對工作的威脅。同性戀權利在他們的關注清單上地位不高。這不僅適用於白人選民。在美國，許多拉丁裔，甚至是黑人，現在都投票給共和黨。
左翼遠離階級政治的轉變，始於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的工會破壞時代，在蘇維埃陣營共產主義解體後更加明顯。在西方，平衡自由市場經濟與適度再分配的需求，不再被視為緊迫的優先事項。就連貝理雅（Tony Blair）領導下的英國前社會派工黨，和克林頓（Bill Clinton）領導下的美國民主黨，也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議程的熱心推動者。
然而，即使社會和文化保守的農村選民和城市工人階級，感到日益遠離中間偏左翼政黨，他們也未必認為傳統的親商業中間偏右翼更好。長期以來，美國所謂的「鄉村俱樂部」共和黨精英，會通過煽動種族恐懼和宣傳「基督教價值觀」，對主要是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藍領選民保守的觀點，給予口講的支持。但是，一旦當選，這些共和黨人就會把焦點轉回至一切如常。
許多工人階級選民因此感到被左派背叛，他們認為左派不再代表他們的經濟利益，還鄙視他們的社會態度，而右派一旦掌權便不再關注他們。
特朗普和馬克龍都利用了這個機會。特朗普接管了共和黨，把它變成了一個民粹主義的邪教，而馬克龍則摧毀了法國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黨，自己取而代之。兩人都承諾，他們可以獨自解決國家的問題，就好像他們是近代的絕對君主一樣。
但馬克龍有一個問題。勒龐和特朗普分別在巴黎和紐約長大，他們的財富遠超馬克龍，但他們共有和理解那些憎恨曾受教育精英的人的怨恨。馬克龍雖然出身於法國外省中產階級，但他爬上了上層階級，並承襲了他協助摧毀的舊左翼和右翼政黨的優越態度。
這就是為什麼他必須依靠大城市中曾受高等教育的年長人士的選票。老法國工人階級一是支持極左翼領袖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或者支持勒龐。農村選民更喜歡勒龐。年輕人支持極左翼或不投票。
我們應該為足夠多的法國選民成功抵抗災難而舒一口氣。但馬克龍低調論勝，並表示肩負起不喜歡他的政策，但仍選了他的人委托的重任，這是正確的。許多法國選民感到被拋棄，馬克龍需要認真對待他們的利益。畢竟，自由中間派無法僅依靠城市精英。希望美國民主黨也關注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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