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美國總統拜登時，一些人將其解讀為中美恢復交往。事實上，它只預示輕微的緩和，而不是政策的重大變化。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往始於1972年的尼克遜（Richard Nixon），由克林頓（Bill Clinton）擴大。從那時起，批評者將美國的政策描述為幼稚，因為它未能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長期目標。支持這一政策的是根據現代化理論的預測，經濟增長將推動中國走上與南韓和台灣等其他儒家社會相同的自由化道路。然而，習近平使中國變得更加封閉和專制。
儘管如此，美國的交往政策始終具有現實的一面。尼克遜希望與中國交往是為了平衡蘇聯的威脅，克林頓確保了這種交往，同時重申後冷戰時代美日安全條約。那些指摘克林頓幼稚的人忽略了是這一對沖優先，而美日同盟至今仍是亞洲實力平衡的一個強大而基本的因素。
平心而論，也有一些不做作的地方，例如克林頓開玩笑說，中國控制互聯網就像「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一樣。事實上，中國國家審查「防火長城」制度運作得相當好。同樣，現在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應該因為未能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而受到更多的懲罰，特別是考慮到能夠加入世貿組織是受到美國的幫助。
儘管如此，有跡象顯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正在產生一些自由化乃至民主化。許多專家認為，中國公民享有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大的人身自由。拜登政府負責亞洲政策的兩名主要官員——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上任前指出 ，「交往的基本錯誤是認為它可以給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和外交政策，帶來根本性的變化。」總的來說，他們關於沒能迫使中國出現根本性變化的看法是正確的。但這並不意味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相反，中國在核不擴散和聯合國對伊朗和北韓制裁等關鍵問題上的外交政策，發生了顯著變化。此外，中國觀察人士還指出了其他一些訊號，例如旅遊自由度提高、對外聯繫增加、發表觀點範圍更廣，人權非政府組織的出現等。
我在克林頓政府任職時，我告訴國會（引用後來的評論），「如果我們把中國視作敵人，中國將來一定會成為敵人。如果我們把中國當作朋友，中國未來必真能成為朋友，但我們至少可以保持有更良性結果的可能性。」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在2001年回應了這一點，他告訴國會，「中國不是敵人，我們的挑戰是保持這種狀態。」
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認為交往是現實的，但我承認對中國行為的期望高出了習近平的所作所為。一些中國人指摘特朗普扼殺了交往，但他更像是一個在中國點燃的火上澆汽油的男孩。
讓我們回到習近平身上，2012年底上台後，他立即打擊政治自由化，同時試圖保持市場開放。近年來，他轉向增加對國有企業的支持，加強對私營企業的控制，並告訴美國官員，他想要一種強調平等夥伴關係的「大國關係新模式」。與此同時，他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為衝突做準備，因為西方永遠不會接受中國的和平崛起。
特朗普和習近平在中美破裂中，各自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交往的死亡有更深層次的根源。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鄧小平用市場改革使中國擺脫貧困，同時根據眾所周知的「韜光養晦」的建議，保持溫和的外交政策。但在胡錦濤的領導期間，中國精英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始於華爾街）視為美國衰落的標誌，放棄了鄧小平的外交政策。
儘管中國從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獲益，但其領導人現在想要更多。他們不僅使用扭曲國際貿易的國家補貼，還參與了大規模知識產權網絡盜竊活動。在南海，中國建造人工島遠遠超出了法律限制。2015年，習近平告訴美國總統奧巴馬，他不會將這些島嶼軍事化，但隨後繼續這樣做。2016年，國際海洋法法庭一宗由菲律賓提出的案件，中國對裁決不服，中國因此無視判決。
中國已經開始表現得像一個大國，但它的行動引起了反應，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反應，中國進口商品導致的就業機會流失，加劇了美國的憤怒情緒。2016年，受影響地區的選民，對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反應迅速。
因此，我們可以將交往的最後喘息時間追溯到2015年，當時中國和美國合作支持巴黎氣候協議。習近平和奧巴馬還舉行了峰會，並同意不將網絡間諜活動用於商業目的，但當特朗普於2017年上任時，這一諒解變成了一紙空文。
無論如何，幻滅已經開始，到2016年，交往已經名存實亡。在當今大國競爭的時代，「有管理的競爭」和「競爭共存」已經取代了交往。安息吧。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4.
www.project-syndica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