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開始以來，到底有多少俄羅斯人離開了他們的國家目前尚不清楚。有人說超過一百萬，有人說不到此數。但純粹的數字可能不及許多離開者的才能重要。他們是受過最高等教育的俄羅斯人：作家、電腦科學家、記者、電影製作人、音樂家、學者、演員等。
有些人離開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批評戰爭的記者，如《新時代報》（The New Times）編輯阿爾巴特斯（Yevgenia Albats），必須逃跑以避免因傳播「假新聞」或成為「外國代理人」而被捕。其他人離開是因為他們發現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生活難以忍受。
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首席芭蕾舞演員斯米爾諾娃（Olga Smirnova）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她說她「從未想過」她會「為俄羅斯感到羞恥」，但戰爭讓她無法留下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總統普京最近的「部分動員」之前逃離，以免被派去參加他們一點都不想要的戰爭。
我在莫斯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有機會離開且確實離開的人數超過了選擇留下的人。但是一些反對普京戰爭的知名人士仍然留在俄羅斯，原因有很多：他們不想拋下家人；他們看不到在哪裏可以繼續工作；他們想見證他們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獨立記者穆拉托夫 (Dmitry Muratov) 誓言：「我們將在這裏工作，直到冰冷的槍管碰到我們滾燙的額頭。」
這樣的選擇絕非易事。其他時代和其他國家的人們，例如納粹德國或共產主義中國，也面臨着類似的困境。如果你離開，你可能對自己的國家變得無關緊要，在國外成為不受歡迎的客人。如果你留下來，你可能會入獄，甚至更糟。
離開的人經常被批評為懦夫或叛徒，而留下的異見者則被擠壓在外國勢力和本國政府之間。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憎恨戰爭的俄羅斯人，與憎恨納粹的愛國德國人，處於同樣的境地。他們的朋友很少。
留下和離開之間的選擇，總是在各方引起很大的自以為是。那些安全地呆在國外，免受戰爭和獨裁統治殘暴的人，常說那些留下來的人必須表明他們對政府的反對。在里加（Riga）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國際象棋前世界冠軍和政治活動家卡斯帕羅夫（Garry Kasparov）宣稱，想要「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俄羅斯人，應該收拾行裝離開這個國家」。他說，那些不這樣做的人「就是戰爭機器的一部分」。
電影導演謝列布連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多年來一直被俄羅斯政府騷擾，但始終拒絕離開，直到戰爭成為最後一根稻草。他提出了作為反對普京的俄羅斯人的好問題：「這場戰爭是由一位我沒有投票支持的總統和政客發動的，但在許多人看來，我是他們不知情的幫兇。」
1933年希特拉上台後，當時最著名的德國作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就逃離了納粹德國。他有猶太妻子和他的觀點可能導致他被捕，他別無選擇。戰爭期間，他在BBC節目上猛烈抨擊希特拉政權。戰後，曼聲稱所有德國人都被納粹罪行所玷污。他相信那些低着頭的作家也被污染了。
這引發了蒂斯（Frank Thiess）等作家的激烈反應。蒂斯不是納粹分子，但選擇留在德國。他創造了「內部移民」這個詞，用於形容那些為了避免麻煩而保持自我的知識份子。蒂斯說，像曼這樣的人才是懦夫，他們背棄了受苦受難的同胞。
蒂斯走得更遠，聲稱留下來的人表現出更大的勇氣。他代表許多留下來的德國人發言，他們從未完全原諒曼和電影明星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等離開的人。
應該站在同一邊，但作出不同生存選擇的人之間的痛苦裂痕，是壓迫政權的勝利之一。它進一步削弱了反對的可能性。
每當中國政府釋放一些著名異見人士，允許他們移居西方時，人們很快就會稱讚這種姿態是人權的勝利。事實上，這種放逐是擺脫批評家的有效方式，這些批評家很快就會在家中被遺忘，或無人理會，變得無關緊要。國外自由的代價往往是孤獨地生活，淪為留下的人的苦澀批評者。
俄羅斯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出走，可能會給西方的科學、藝術和學術機構帶來福音。這肯定會損害俄羅斯的長期經濟前景。但普京可能不會介意，只要他能繼續掌權。
留下來的俄羅斯人將遭受普京軍國主義的長期後果，可能比現在首當其衝的烏克蘭人還要承受更多。以因戰爭而最終離開俄羅斯的著名生物學和科學記者科爾馬諾夫斯基（Ilya Kolmanovsky）的說話，「隨着時間過去，人們會逐漸明白，普京的入侵也是對俄羅斯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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