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開幕的前一天，由《刺針》期刊召集的一組全球專家，發表了一份關於氣候變化對健康不利影響的報告。他們的結論既令人震驚又直接了當：人類健康受到了化石燃料的擺布。
不幸的是健康問題在本屆大會上，仍然處於優先事項清單的末端。雖說在世界衞生組織側翼展館中確實開展了一些以健康為重點的重要對話，而當前新冠奧密克戎（Omicron）最新變種，導致歐美病例激增的狀況，也令這些討論顯得恰逢其時。但除了在序言中粗略地提及外，大會並未在其宣言中實質性地提到氣候與健康之間的連繫。
這是一個無法忽視的遺漏。氣候和健康之間的聯繫是深層且多方面的。在此可以參考氣溫變暖和前所未有的洪水，是如何將蚊子這一登革熱、瘧疾和寨卡病毒等疾病的宿主，大幅擴散出其傳統繁殖地之外。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到2050年受寨卡病毒威脅的人口數量會增加13億人，到2080年登革熱將影響全球多達60%的人口。
同樣，氣候驅動下的動物遷移和棲息地縮減，增加了病毒和細菌從動物宿主跨躍到人類身上的風險——引發2019冠狀病毒病的SARS-CoV-2病毒或許就是如此。這使爆發另一次疫情的可能性變得愈來愈大。
全球變暖也在令空氣污染惡化，進而加劇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在德里創建了肺部護理基金會（Lung Care Foundation）的庫馬爾（Arvind Kumar）就慨歎，僅僅因為空氣污染便令印度幾乎每個人的體徵都猶如吸煙者。事實上印度每年有近170萬人受其影響而死亡。
而受這些氣候相關健康問題影響最大的人，卻往往是這些問題的最小責任者。許多正遭受發達國家排放造成的洪水、旋風和海平面上升影響的孟加拉、莫三比克和巴基斯坦民眾，家裏甚至連一輛車都沒有。
幸運的是，從新冠疫情應對中獲得的關鍵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健康挑戰。首先，我們需要一場資料收集和分析的革命。雖然收集和分享相關資料的全球系統，在疫情期間進步神速，但我們仍然只使用了所產生資訊的一小部分。更糟糕的是，這些資料往往被分割存儲在不同資料庫中。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氣候變化對健康的影響，我們必須將衞生系統的臨床、流行病學和基因組資料，與天氣模式、廢水監測、消費者行為，甚至社交媒體和流動性等各類非健康資料結合起來。像Global.health這樣的新開源平台，是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這場疫情的另一個教訓則是，任何抗衝擊能力議程都需要可持續融資，以避免再次滑入恐慌和忽視的循環。例如當2019冠狀病毒病現身時，就有幾十個全球行動者——特別是在疫苗研究領域——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協調行動起來。
雖然動用大量資金支持了多項短期舉措，可是隨後用於疫情預防和準備的投資卻遠遠不足。同理，雖然各國政府已經對氣候變化的一些直接大型影響（如自然災害）作出了應對，但應對氣候危機的干預措施仍是杯水車薪。
作為第一步，世界領導人應當支持旨在改革21世紀全球金融，包括確保其能支持氣候行動和疫情預防的《橋鎮議程》（Bridgetown Agenda）。他們還應該利用一切機會，在國際論壇上將氣候和健康問題聯繫起來，包括在2022年12月舉行的蒙特利爾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上。
從新冠疫情中得到的最後一個重要教訓是，有效的應對取決於社區的信任和參與。就像口罩和疫苗一樣，社區組織和公民社會，將在決定公眾能否對涵蓋氣候和健康的大膽議程予以廣泛支持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這將需要一個全面且可以塑造政策的討論，以構建一個共用語言和跨部門共同意圖。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防止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健康後果，又應該在哪些方面減輕這類後果？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適應地球變暖帶來的健康影響，以及為什麼一項適應議程會變得愈來愈緊迫？
聯合國在2022年10月確認，世界還遠遠未能達到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中確立的，將全球變暖限制在相對工業化前水平上升攝氏1.5度以內的目標，相反我們可能會在本世紀末走向災難性的攝氏2.8度升幅。正如英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7次締約方大會（COP27）代表岑浩文（Alok Sharma）在會後指出的那樣，1.5度的目標現正處於「生命維持」狀態。
我們必須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以重振這一目標，而這首先要認識到氣候和健康是同一個對話的組成部分，可以且必須一起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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