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國高層政策制定者與頂級CEO、現任和前任政策制定者，以及我這類學者之間的最高級別年度會議）上，討論的焦點明確落在中國有多大可能陷入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上。畢竟能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新興經濟體着實不多。
中國會成為這一模式的例外嗎？該國在過去30多年間，實現了接近10%的年增長率，但在這十年裏卻出現了急劇放緩。即使去年從「新冠清零」時代強勁反彈，官方測算的經濟增長率也只有5.2%。更糟糕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中國的年增長率將在2028年降至3.4%，而基於中國目前的政策，許多分析師預計，到這個十年末該國的潛在增長率將只有3%。倘若出現這種情況，中國便確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
此外中國的問題是結構而非周期性的。除其他因素外，經濟放緩的原因還包括快速老齡化、房地產泡沫破滅、大量私人和公共債務（目前已接近GDP總額的300%），以及從市場導向型改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倒退。國有銀行向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貸款的行為，導致信貸推動型投資過快增長。與此同時，政府一直在打擊科技行業和其他民營企業，削弱了企業信心和私人投資。
在這個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的新時期，中國似乎已經達到了出口導向型增長的極限。西方出於地緣政治動機的技術制裁，限制了該國高科技行業的發展，並減少了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由社會保險薄弱和家庭收入佔比低導致的）國內家庭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合併作用，則進一步阻礙了經濟增長。
中國舊有的增長模式已被打破。最起該國工資水平較低（因此具備國際競爭力），意味可以在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和房地產之前，依賴輕工製造業和出口。如今當局則宣導以先進製造業和出口（電動車、太陽能電池板，以及其他綠色和高科技產品）為基礎的高質素增長，並通過對本已臃腫不堪的國有企業，推出財政鼓勵措施促使其發揮帶頭作用。但如果國內需求（尤其是私人消費）沒有相應增長，這些行業的過度投資將導致產能過剩和全球市場傾銷。
中國（相對於國內需求的）供應過剩狀況，已經產生了通縮壓力，並加劇了長期停滯風險。在該國還比較弱小貧窮的時候，它的出口急劇增長是全球市場可以承受的。但如今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任何傾銷過剩產能的行為，都必將遭遇更嚴厲的關稅和針對其商品的保護主義行動。
因此中國需要一種着眼於國內服務業（而非商品）和私人消費的新增長模式。該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按照全球標準來說過於微小，而儘管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仍在談論擴大內需，但他們似乎不願採取必要的財政和其他各類政策，以促進私人消費和減少預防性家庭儲蓄。在這種狀況下需要更多的退休金福利、更多的醫療保健服務、失業保險、目前無法享受公共服務的進城務工人員的城市長期居住權、更高的實際（排除通脹因素後）工資，以及將國有企業利潤重新分配給家庭的措施，好讓人們能夠增加消費。
雖然中國顯然需要借助一個更具可持續性的經濟模式，以提振私營領域信心並重拾經濟增長，但我們無法確信該國領導人是否已經充分認識到自己所面臨的挑戰。主席習近平在過去十年中主導了本國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回歸，而總理李強這位眾所周知的市場導向型改革者，卻似乎被邊緣化了——他既沒有按慣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後召開新聞發布會，也沒有在最近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會見外國代表團全體成員。相反，習近平則親自接待了一個規模較小的外國商界領袖代表團。
對這些訊號最寬容的解讀是，習近平現在意識到自己需要讓私營領域和國際跨國企業參與進來，以恢復其信心和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私營領域主導的增長和私人消費。既然李強還在位，或許他只是在默默推動「改革開放」的同時，保持低調以示對習近平的尊重。
但許多觀察家的解讀則更為悲觀。他們注意到在讓李強、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等市場導向型技術官僚、劉鶴和王岐山等顧問，以及各種金融監管機構靠邊站之後，習近平成立了幾個新經濟和金融事務黨委，以取代相關政府機構。而他身邊的顧問們——如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何立峰，和新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書記兼主任鄭柵潔——則都是那些老舊國家資本主義教條的贊同者。
圍繞改革和吸引外資的高談闊論意義不大，而真正重要的則是中國在未來一年推行的實際政策——它們將展現中國能否繞過中等收入陷阱，並回到更強勁增長的道路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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