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面臨重大威脅時，人們通常會求助於宗教或政府。如今，氣候危機正在加速，歐洲部分地區處於戰爭狀態，美國兩極分化嚴重，槍支暴力不斷增加，新冠疫情陰魂不散，發達經濟體面臨滯脹衰退。但是，在全世界數百萬人遭受經濟和情感苦難時，宗教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道德權威和實際影響，而許多政府不是被癱瘓，就是被獨裁者控制。
當然，私人範疇無法獨自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但是，如果公司和投資者始終堅持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SG）標準，世界至少會變得更美好嗎？
有人會說，不會那麼快。認為企業有義務按目前適用於財務業績的嚴格程度，報告和討論ESG指標，這一想法是具爭議的。一些政客試圖將ESG考慮，作為一個黨派議題。大型投資者聲稱，今年股東大會季過多的規範性ESG提案反映，可持續投資運動已經走得太遠了。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Tesla）被標準普爾500 ESG指數剔除後，其行政總裁馬斯克（Elon Musk）在社交平台發文反對這一概念。
儘管如此，資本仍然可以成為積極的全球變化關鍵槓桿——但也許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流經全球私人市場（而非公開證券交易所）的資本，可以在將ESG納入主流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畢竟，在全球範圍內，企業僱員十分之九在私人企業（此「私人」為相對「上市」而言，非相對「公營」而言）工作。私人企業數量是上市企業的200倍。私人企業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而公司獲得發展資源最重要的渠道也是透過私人市場——尤其是私募股權。
誠然，傳統上私募股權並不是人們在討論如何改善世界時首先想到的東西。但是，儘管這個行業自1980年代開始便以現在的面貌存在，但時至今日，它已經管理着超過9萬億美元的資產，擁有許多我們日常生活所依賴的公司。此外，隨着許多領先的私募股權公司的創辦人退休和年輕一代掌權，它即將經歷一個劃時代的轉變。
這群如今三四十歲的人，非常清楚受Gordon Gekko啟發的嬰兒潮一代投資者的失敗，以及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觀點——商業領袖唯一的社會責任是最大化股東價值——的局限性。新一代私募股權領導者從根本上相信，資本主義可以產生共享和持久的繁榮。他們認為，要想產生良好的財務回報，就必須承認可持續性、環境和工人的尊嚴是建立持久企業的核心。這一觀點的基礎是目標的理想：相信成功的組織在其擁有者、員工、客戶和供應商以及他們經營所在的社區之間，創造一種相互積極的動力。
在這種多維回報的環境中，制定關鍵的非財務但實質性的指標，並建立基準和績效標準至關重要。管理大師德魯克（Peter Drucker）可能從來沒說過，「如果你不能衡量它，就無法管理它。」但這並沒有使它變得不那麼真實。
根據地區、行業、公司規模和擁有者的目標，選擇要衡量的ESG指標可能會有所不同。但這不是放棄建立標準的理由。每個企業都可以定期衡量許多重要指標，以便更好地談論做正確的事情。
例如，所有公司都應追蹤其淡水使用、廢物產生，以及直接和間接排放，監測其所有活動是否導致土壤封閉。其他關鍵指標包括管理團隊和董事會的多樣性、員工流失、工傷和數據外洩。
獲取ESG資料並沒有萬能的方法，但有最低的共同基礎。我們讚賞ESG資料融合倡議（ESG Data Convergence Initiative）制定基礎報告指標的工作，以及國際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為更新和全球化行業標準所作的努力。
這些資訊現在就需要追蹤。全球範圍內有逾8000家私募市場投資公司，其中絕大多數尚未採用ESG標準。這需要改變。隨着《可持續財務披露條例》（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和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所建議的規則和標準生效，監管機構將很快提出要求。投資者也會提出要求——而且已經如此，今年股東大會季與氣候相關的提案數量顯著增加。面對日益加劇的社會緊張局勢和前所未有的環境動盪，社會需要投資者更加關注ESG因素。簡而言之，我們必須從「相信我」轉向「讓我看」。
近90年前，美國國會成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會計行業制定了通用會計準則。財務披露參差不齊的企業，開始定期和透明地報告。反過來，更廣泛的投資者參與和股東民主的出現，支持了資本市場。
我們現在需要為ESG報告和利益相關者民主，做同樣的事情。新一代的私人市場參與者可以引領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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