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西方國家政府面臨加速向低碳經濟轉型這一日益緊迫的任務，鐘擺已從主要依靠市場推動創新，轉向了國家干預。而擔心中國在清潔技術供應鏈中佔主導地位，同時又了解該領域就業創造潛力的美國，則推出了一系列支持開發和部署綠色解決方案的產業政策。
例如美國的《降低通脹法案》便借助慷慨的政府支援，以鼓勵那些有能力建設綠色製造能力的企業回流本國。歐盟也亦步亦趨，通過《淨零工業法》制定了一個區域內清潔技術製造目標，標誌着歐洲經濟管理手段的範式轉變。
但要高效、及時地管理清潔能源轉型，並避免氣候目標遭到抵抗，在公共部門和私營範疇之間達成適當的平衡至關重要。
目前形式的能源市場，顯然未能以足夠的規模和速度，加快綠色技術的應用。在缺乏改革或補充性政策的情況下，能源市場還將繼續推崇最為廉價的能源——這在大多數地方直到最近還意味着化石燃料。有鑑於此，各國政府重新審視過去已被證實成功的產業政策，以刺激清潔技術投資的做法，也就不足為奇了。此外清潔能源的生產、儲存和分配都需要大量新的基礎設施，因此可能會迫使國家推出更優化的許可審批流程，並發揮更積極的規劃作用。
但政府對清潔能源轉型的干預，也存在風險。在綠色技術或項目中挑選贏家，可能會導致投資決策成本過高或經濟效益不佳，而這正是近幾十年來着力推動市場化能源行業改革的部分原因。
此外國家捕獲風險——對於化石燃料行業是一個嚴重問題——也存在於可再生能源領域。無處不在的游說行為，加上問責制和透明度的缺失，可能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次優化。通過綠色產業政策，政府實質上創造了尋租機會，而這種機會往往在（由諸如政府效率、法律保障、官僚質素、腐敗、監管環境和其他相關措施等因素所顯示的）制度質素（institutional quality）較低的系統中更為明顯。
而分裂全球清潔技術供應鏈的「民族主義」氣候法案的幽靈，也隱約可見。正是美國（創新）、歐洲（安裝補貼和贈款）和中國（通過規模經濟提高製造效率）之間，自發且不同步的國際分工迅速降低了太陽能電池板的價格，並使其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應用。因此強制產業回流，可能會減緩全球能源轉型的步伐。
在公共干預和依靠市場力量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是向前邁進的關鍵。為確保國家和市場成為開發和部署綠色解決方案的合作夥伴，政策制定者必須採取3個步驟。這意味為基礎研究提供公共資金，並通過碳定價、稅收減免和環境法規，來為企業層面的創新提供更有力的鼓勵。國家還應支援新興清潔技術的試點、示範和早期部署，以證明其技術性能並降低成本，使之具備與化石燃料競爭的能力。
其次，國家可以通過一系列包括制定清潔能源標準、針對特定技術的稅收鼓勵措施、政府指導採購和碳定價在內的政策干預措施，在推動和引導大規模私人投資綠色解決方案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公共支援對於降低清潔能源項目的資本成本、確保其社會認可度，以及提供所謂的「可行性投資」（私營範疇參與的先決條件）至關重要。在某些情況下，公眾直接參與成熟技術（如電力傳輸）的開發、所有權或營運也是適當的，這樣可以加快發展，並降低成本。
最後，政府設計市場及其基本制度框架，這意味它們必須以有助於創造實現氣候目標所需條件的方式，規劃能源系統。雄心勃勃且可靠的淨零排放途徑，應與靈活的能源市場法規結合，就是為了建立有效的鼓勵機制，調動私人資本，大規模部署清潔能源技術。
從有增無減的化石燃料，向零碳能源的轉型，相當於一場工業革命，而且這場革命承受着一個嚴格截止日期的壓力。不僅時間緊迫，而且需要在全球能源市場動盪、公眾對某些綠色技術的擔憂揮之不去、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尤其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緊張局勢）的背景下，作出政策決定。
鑑於這些不確定性，政策制定者必須勇於承擔風險，為清潔技術創新提供鼓勵，促進對這些技術的開發和部署進行投資，並設計規劃能源市場。但他們也應牢記國家和市場需要成為合作夥伴，綠色轉型將無可避免地——而且愈來愈多地——產生一些複雜權衡；人們必須謹慎駕馭這些權衡，否則清潔能源的未來仍將遙不可及。
本評論也得到NorthBridge Group高級顧問菲利浦斯（Bruce Phillips）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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