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開啟了債務超級周期，2010年蔓延至歐洲，最近又席捲世界上許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目前面臨數十億美元虧損的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其債務困境是否預示周期的下一個轉折？
答案仍然不清楚。中國當局在遏制經濟危機方面有非凡的紀錄，但增長大幅放緩以及高債務水平帶來的挑戰——尤其是對地方政府和房地產行業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目前的問題，可以追溯至2008年後的大規模投資刺激計劃，該計劃的很大一部分推動了房地產建設熱潮。在經過多年以驚人的速度建造住房和辦公室後，膨脹的房地產行業——佔該國GDP的23%（包括進口的26%）——遇到了回報遞減。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中國的住房存量和基礎設施，可與許多發達經濟體媲美，儘管其人均收入仍然相對較低。
與此同時，在曾經看起來像是龜兔賽跑的中美競賽，美國正在加速實現人工智能驅動的技術創新，和更高的長期經濟增長。正如備受尊敬的《華爾街日報》經濟學評論員葉偉平（Greg Ip）最近所說：「現在沒有人談論長期停滯」，所謂長期停滯是指全球需求和具經濟重要性的創新長期不足，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抑制增長和實際利率。
有趣的是，我在7年前的一次會議上，也曾說過同樣的話。在基於我2015年的論文《債務超級周期，而不是長期停滯》的演講中，我解釋說，危機後的萎靡不振是典型的，至少會部分消退。然後我推測，「9年後，沒有人會談論長期停滯」——這也許是用誇張的說法來強調論點。（很感激我的一位同場講者德隆（J. Bradford Delong），在他的網誌上引用了我的話，也許他忘記了這場會議是根據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規則舉行的。）
過去十年，學術界和政策界的壓倒性共識是，世界深陷由疲軟的增長基本面驅動的超低利率時代。事實上，今天仍然如此。例如，西北大學經濟學家戈登（Robert J. Gordon）的權威歷史《美國增長的興衰》，為創新的死亡和增長的終結，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論據。戈登認為，1970年代後的發明——甚至是電腦革命——在經濟上遠不如蒸汽機或發電那麼重要。
億萬富豪投資者蒂爾（Peter Thiel）和前世界象棋冠軍卡斯柏羅夫（Garry Kasparov），在2012年牛津大學關於「創新或停滯」主題的辯論中，提出了類似的論點。我在這場辯論站在「創新」的一方，指出國際象棋方面的進步，預示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還指出商業創新難免有時會停滯不前，例如在大蕭條期間。事實上，我最擔心的從來都不是創新的終結，而是人工智能的崛起將超過我們控制它的能力。
有強而有力的論據認為，由於人口下降，需求側陷入長期停滯。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2013年的一次精彩演講中認為，只有全球需求的持續不足，才能解釋這個時代的超低利率，這引發了大量解釋需求不足關於基本面的研究。進步派政治家們用這項工作證明，需要更大的政府來填補缺口。然而，薩默斯更為謹慎，主張增加對基礎設施和教育的投資，以及從富人到窮人的直接轉移——我非常同意這些想法。
但是，儘管有一些很好的論據支持長期停滯，但對持續增長放緩的擔憂被誇大了。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普拉丹（Manoj Pradhan）用迅速增加的老年人口，質疑人口下降無可避免地會降低需求的觀點。
此外，長期趨勢並不是2008年危機後實際利率暴跌的唯一原因；崩潰至少部分是因為危機本身。畢竟，在大蕭條期間，利率也降至零，並一直保持在那裡——直至回升。值得注意的是，10年期通脹掛鈎國債的利率目前遠高於2012年至2021年約為零的平均水平。
債務超級周期的持續時間，可能比最初預期的要長，也許是因為大流行。但這是故事的關鍵部分，現在，隨着中國經濟步履蹣跚，這是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情的最佳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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