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物價和工資增長數據顯示，美國經濟的基本通脹率最少有4%，而且還可能繼續上升而非下降。儘管美國聯儲局在最近幾個月採取了強而有力的行動控制通脹，但不幸的是，它需要堅持其快速加息計劃，直至有明確證據顯示潛在通脹正急劇放緩。雖然在經濟已經放緩的情況下實現這一點尤其困難，但如果在通脹變得更加根深柢固時推遲行動，那情況就會變得更糟。
今年到目前為止，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的年增長率為7.7%，遠高於聯儲局2%的原定目標。其中一些是由外部事件助長的，特別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推動了汽油和食品價格的上漲。如今汽油價格已經開始從峰值下降，因此總體通脹率也應大幅下降。但即使我們排除了這些不穩定的價格，「核心通脹」仍然在以4.8%的年化率運行，且最近一直在加速。此外其他剔除了價格指數中不穩定成份的衡量標準——如切尾均值、中位數、服務和周期性敏感通脹——都有所增長，有些的增加值甚至比核心通脹率還高。
我們很難為這種通脹找藉口，更不用說為它會很快自行消失的信念找藉口了。雖然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提高了石油和食品價格，但這些對核心通脹只有很小的直接傳導效應，而核心通脹本身又被行為的變化所部分抵消，因為消費者會削減開支以應對更高的汽油和食品成本。此外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要比2020年2月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小，雖然目前為止它在升溫時影響了通脹，但卻更可能是降低而不是助長了通脹。許多評論家指摘供應鏈堵塞推動了商品價格通脹，然而這一影響實際上已經下降，並被更具慣性的服務通脹取而代之。從疫情時代財政支持政策中抽身的做法，本應使通脹率下降，但這一過程在一年多前就已基本結束了。
在這個階段，通脹愈來愈多地嵌入價格增長中，而價格增長又助長了工資增長，反過來又助長了價格增長。這個令人擔憂的過程——有人稱之為「工資-價格螺旋」，但我更喜歡用「工資-價格持續性」來形容——是由已經明顯上升的短期通脹預期所支持。
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私人工資和薪金的年增長率為5.7%，比新冠疫情之前的增長速度快約2.5個百分點。總而言之，在新冠疫情之前的通脹率上增加2.5個百分點，意味基本通脹率為4.5%。此外根據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多馬什（Alex Domash）的估計，一系列替代性工資增長措施，與相同甚至更高的通脹率相一致。名義工資的快速增長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勞動力市場仍然處於接近創紀錄的緊繃狀態，每一個失業者都有近兩個職位空缺等待的狀況就是證明。
我希望企業能簡單地用一些利潤來支付額外工資成本，但我也知道最好不要把願望與預測混淆。由於生產力似乎相對較弱，企業很可能會繼續以提高價格的形式，將更高工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更高的價格會催生更高工資，這種動力不需要工會或生活費調整合約，就能自動顯現。能夠以更高價格出售產品的企業，會希望僱用更多工人；但他們需要支付更高工資吸引新員工，否則面臨更高價格的勞動者就會到其他地方求職。
除了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外，大部分的通脹在本質上是由需求引發的。但即使供應問題要承擔更大的罪責（正如其他人所認為的那樣），我們仍然會留在同一個工資和價格增長相互影響的境地。
不幸的是，解決「工資價格持續性」的唯一辦法就是限制需求。也許減少一點需求會對抑制通脹發揮很大作用，並使失業率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但也有可能犧牲率——年失業率必須上升多少個百分點才能使通脹率下降1個百分點——會接近5，正如最近的經濟衰退一樣。若是如此，將通脹率從4%降至3%（我認為這是一個勝利）將最少需要增加5個百分點的失業率。如果潛在通脹率高於4%——這很可能是事實——或者如果聯儲局有意實現其2%目標，那麼所需的調整可能很容易達到兩倍的規模。
儘管現在採取行動是痛苦的，但拖延可能會使通脹代價更大。隨着通脹持續時間愈長，並變得根深柢固，那犧牲率就會愈大。
我希望我是太悲觀了。但聯儲局去年嘗試將希望作為一種宏觀經濟策略的做法，催生了快速通脹和40年來最低的實際工資增長。可幸貨幣政策制定者似乎已經變得更加現實，並轉而幾乎一心一意地降低通脹。如果通脹率下降的速度超過我的預期，聯儲局可以放鬆緊縮。但如今它需要遵循使其在2020年成功幫助防止經濟崩潰的同一原則：偏重於做得太多，而不是做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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