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全球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一直落後於男性，但其地區差異很大，而最大的性別就業差距，則出現在中東和北非以及南亞地區。
印度就是其中一個突出例子。在農村地區，25至60歲的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從1980年的54%，急劇下降到2017年的31%（參照1980年全國抽樣調查和2017年定期勞動力調查）。城市地區下降幅度較小，從26%下降到24%。與此同時，男性就業率相對保持穩定，從而進一步拉大了這個全球人口第一大國的內部性別差距。
鑑於提升女性就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印度政策制定者迫切希望扭轉這一趨勢。預測表明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每提高10%，印度的GDP就能增長16%。事實上，提高全球女性就業率能為全球GDP增添12萬億美元。
為了鼓勵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政策制定者必須首先了解印度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偏低的根本原因。早期研究指出了一系列勞動供給側障礙，例如收入和教育之間的U型關係、家務勞動分工不均（尤其是兒童保育和老年人護理），以及一些阻礙女性外出工作的社會規範。婚姻市場對不工作女性的偏愛、有限的人口流動性、不充分的技能培訓，以及工作和公共場所的安全擔憂也加劇了這一問題。
這些障礙中有許多都源於家庭內部關係，但政府仍可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一種方法是支援出口導向型產業。雖然多個供給側限制影響了中東和北非以及南亞的經濟，但得益於出口驅動型行業需求的增長，孟加拉的女性就業率卻有所上升。這與出口導向型製造業令當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女性數量激增的各東南亞國家相似。
歷史也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在美國，女性就業率在過去100年間大幅上升，從1890年的不到5%，上升到1990年的60%以上。關鍵轉捩點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上漲，女性在那些傳統由男性主導的工作中獲得了更多認可，同時還湧現了一些替代性看護選項。
在印度，大多數政策辯論的焦點都集中在女性在就業市場中面臨的「需求側障礙」上。農業部門的機械化加劇了性別差異，而體面工作的缺乏和小型企業的過大佔比（其中許多無法提供產假和育兒假等基本福利）則限制了女性的工作機會，因此，勞動力需求並不有利於印度女性。
女性創業得不到足夠支持和僱主對已婚和已育婦女的普遍歧視等因素，也加劇了上述障礙的影響。此外，旨在增加女性就業人數的《產假福利法》和《防止性騷擾法》等本意良好的法規也增加了僱工成本，無意中造成了更多障礙。
認識到女性就業率低會阻礙經濟增長的印度政府，在其最新年度預算中史無前例地劃撥了6.5%的資金用於在住房、養老金、教育和醫療保健領域推動性別平等的專案。預算還投入更多資金到那些旨在改善婦女安全、出行和看護選項的舉措，比如為職業女性建立有針對性的技能培訓項目、宿舍和托兒所，以及為那些由女性領導、紮根社區的自助團體經營的企業擴大市場准入。
但真正的考驗在於這些服務的品質和可靠性。如果托兒設施提供的護理服務不達標或宿舍無法確保婦女的安全，那麼勞動參與率就仍然會很低。此外，印度的技能培訓項目很少在主要城市以外地區取得成效。北方邦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工業培訓機構的畢業生中只有11%的人能夠找到工作。多個國際研究也表明，就業機會不足可能會限制技能培養計劃的影響力。創造工資更高的高品質就業崗位對於供給側措施的有效性至關重要。
當男性都難以找到工作時，將女性納入勞動力隊伍就變得更加具有挑戰性。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完成學業的20至35歲印度城市地區男性中有近12%處於失業狀態。為此政府在最新預算中納入了多項促進就業措施，其中一項計劃旨在鼓勵實習，政府每月向企業提供5000印度盧比（約60美元）的補貼，並向新入職者提供最高15000盧比的一次性工資補助。僱主每僱用一名新員工還可以在兩年內獲得每月最高3000盧比的補貼以抵消其社保繳費。其他旨在擴大小型企業信貸市場的措施，包括將公營銀行向微型企業發放的小額貸款限額提高一倍，從100萬盧比，增至200萬盧比。
但其中一些措施的效果仍不確定，因為即使沒有政府干預，那些頂級企業也只願意僱傭技能最純熟的候選人。只有在收益大於成本時僱主才會增加招聘。只要繁瑣的法規、僵化的勞動法、基礎設施瓶頸，以及起負面作用的工業和貿易政策持續存在，創造就業崗位的努力就會繼續停滯不前。通過營造有利於商業發展的經濟環境，簡化企業進入和退出程式，消除增長障礙，印度既可以為婦女賦能，又可以釋放其經濟潛力。這可是一個許多國家再怎麼學習也不為過的經驗教訓。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4.
www.project-syndica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