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飆升的美國股市，和可悲的美國政治狀態之間，似乎存在着某種怪異的脫節現象。邱吉爾據說曾打趣道：「美國人總是在嘗試過其他一切可能性之後，才做正確的事。」但鑑於拜登和特朗普在今年美國大選中的再次競爭，邱吉爾的說法需要進行修改，顯而易見，美國人只有在兩次嘗試過其他一切可能性之後，才會做正確的事。
怎樣才能解釋股票市場繁榮，和美國民主危機之間的脫節？市場可能僅僅認為，美國總統對國內經濟影響力有限，至少在短期內如此。抑或投資者認為，人工智能可以征服一切。
但這樣的解釋，忽略了可能產生的政策後果，如背離自由貿易（拜登和特朗普似乎決心在該領域相互超越），敦促美國聯儲局不再關注通脹問題，同時，繼續不可持續的債務軌跡。在選民最關心的移民問題上，特朗普的限制措施將阻礙高技術移民，而拜登的開放邊境政策則毫無意義。
或者，也許投資者明白，美國選民分歧，已經發展到沒有哪一位總統能夠在超過幾年時間內控制國會兩院。隨着政治僵局在華盛頓變為常態，由於人工智能的興盛，佔股市近期絕大部分漲幅的大型科技企業，不太可能面臨反壟斷監管。
可以肯定，隨着輝達（Nvidia）的市值有望與蘋果看齊，拜登發布了一項全面行政命令，旨在「管理人工智能崛起所帶來的風險」。但鑑於政府在控制科技行業方面乏善可陳，目前尚不清楚其打算如何控制上述風險。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屬於為數不多試圖重振美國反壟斷政策者，她受到媒體的嚴厲審視和批判，其激進做法所產生的效果也喜憂參半。
與此同時，最高法院可能很快便會推翻或限制，得克薩斯和佛羅里達等州的法律，而上述法律旨在阻止社交媒體企業對其平台上所分享的內容，進行某程度的編輯判斷。儘管多數法官似乎對網絡內容監管持謹慎態度，但毫無疑問，不受監管的社交媒體平台和資訊回音室，卻加劇了美國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政治兩極分化和心理健康危機。
鑑於人工智能所帶來的風險遠超社交媒體，我們絕不能重犯同樣的問題。儘管新興技術有望改善法律、道德、經濟和政治體制，但如果缺乏監管，它們破壞上述體制同樣也非常容易。
金融監管的演進，為如何才能在不犧牲創新的前提下，監管人工智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監管者往往落後於創新者，因此很難平衡效率和風險。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監管機構卻設法實施了嚴格的措施，雖然影響了市場效率，但也使銀行得以承受新冠疫情的衝擊和隨之而來的通脹壓力。
即使面對數千萬勞動者可能流離失所、政治不穩定，以及公共話語權的扭曲，但人們預期人工智能仍將不受監管，已部分成為當前股市上漲行情背後的催化劑。人工智能行業可能最終積聚足夠的政治權力，從而壓制任何監管企圖，這極像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銀行，和今天的社交媒體。從本質上看，無論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如何，人工智能企業均將興盛是市場運行的前提。
但特朗普獲勝卻會對所有人不利。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可能引發中美貿易戰升級，或導致美國退出北約，並隨之爆發軍事衝突。從長遠看，上述兩種情況均對國內經濟不利。特朗普對幾乎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關稅的計劃，可能引發美國貿易夥伴採取報復性關稅措施。這無疑會讓本已糟糕的局勢進一步惡化。
此外，俄羅斯的擴張野心，不會止步於烏克蘭，即使今年設法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2%，歐洲國家也需要數年時間來增強其軍事和技術能力。坐視全世界最大經濟體為特朗普武斷和衝動的政策所統治，必將削弱支持美國經濟實力的體系。
相反，尤其如果民主黨能保住參議院，並奪回眾議院的控制權，拜登獲勝帶來的可預測性將高得多。令人遺憾的是，這可能導致利率大幅飆升，進而限制私人需求，並同時給聯儲局帶來承擔更大通脹風險的微妙壓力。
但鑑於美國和全球經濟所面臨的挑戰和不確定性，無論誰在今年11月大選中獲勝，都很難看到目前的股市繁榮將如何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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