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本應善於理解風險。畢竟，面對不確定性作出決策，是該學科的基本任務。但在現實世界的地緣政治、宏觀經濟、金融、公共衞生和環境風險不斷累積之際，許多經濟學家都看似不知所措。
雖然企業和投資者只要能正確評估和駕馭當前風險環境就能大賺一筆，但似乎沒人能很好解釋我們為什麼會發展成現在這樣。涉及氣候變化問題尤其如此：風險顯然一直被系統性低估，因此一直也被錯誤定價。
對此的一種解釋是，市場參與者一直未能理解風險的規模和機會率，因為他們一直以錯誤的方式思考這個問題。氣候系統不像一個有明確結果和機會率的賭場。正如1987年《自然》雜誌一篇評論所說的那樣，我們的星球系統內的變化，可能帶來各種「令人不快的驚奇」。這就好比我們在玩紙牌遊戲，其中大小王的數量未知。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科學固有的保守主義。尤其是氣候研究人員，往往由於謹慎的原因而犯錯誤。
海平面上升量化是典型的例子。從廣義角度說，海平面上升有3個原因：極地冰蓋的融化、內陸冰川的融化，以及溫度更高的海水需要佔據更多空間。但在2000年代初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報告中，總體數字只充分考慮了冰川融化和熱膨脹兩個因素。科學家當然知道，全球變暖會融化極地冰層，而這種影響可能是3種影響中最嚴重的。但因為當時對極地冰層加快融化的速度預估差異極大，因此這些數字被排除在總體數字之外。
上述遺漏早已得到了糾正。但現在，落後的卻是經濟學家量化，與海平面上升和其他許多伴隨氣候變化的相互關聯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經濟損失。量化氣候相關損害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而且，在一個重視新理念甚於看似僅是「計算」工作的學術環境中，這並不是一項可以帶來太多獎勵和認可的任務。
儘管如此，回溯至國內生產總值（GDP）「之父」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的經濟學家，一直是聲稱代表總體福祉的經濟指標的某些主要批評者。GDP是宏觀經濟分析的核心，但卻忽略了衡量人類和地球健康等許多其他重要指標。森林、清潔空氣和水在國民收入計算中沒有價值，除非他們直接進入經濟作為生產要素。
幸運的是，美國總統拜登政府的一項倡議，旨在通過制定一套新的「環境-經濟決策統計資料」以糾正這一問題。雖然這項努力並非世界首創，但卻是最雄心勃勃的計劃之一。目標是用一套更全面的統計方法以補充GDP，然後再利用這一新的指標來指導政策決策。
這樣的變化姍姍來遲。如果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損害一直被納入國民經濟計算，那麼氣候變化或許不會演變為現在的問題。
這引出了氣候和其他風險因素定價錯誤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科學家、經濟學家和公眾知情人士意識到，許多風險和不確定性並未定價是一回事，制定政策阻止企業將這些風險推向社會則完全是另一個問題。
近期三藩市聯邦儲備銀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對商業領袖而言，最大的氣候風險來自於氣候變化將影響「與企業相關的規則和法規」。高層管理人員們正確預測到決策者將希望他們為溫室氣體排放和其他負面外部性買單，而不是允許他們將這些成本推向社會。
上述措施將無可避免地落入政治領域，但經濟學家卻不應混淆自己的政治偏好和合理的政策措施。那些在意識形態方面願意將「自由」市場視為組織社會指導性原則的人必須意識到，只有所有外部因素均得到考慮和定價，市場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拜登政府的另一項計算計劃在此可能有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議的氣候相關披露規則，將迫使企業標準化，並報告其業務對氣候的影響，以及氣候變化對這些業務所造成的風險因素。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未能要求所有污染者為自己的污染買單；相反，它允許投資者決定如何處理新的資訊。
經濟學家必須為其建議在決策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辯護。對此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和特殊利益集團，將歪曲他們的建議並抹黑建議者。但不能以此為藉口而無所作為。理智的誠實要求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努力克服新風險和不確定性能夠和將會影響結果的方式。
盤點已知因素已經足夠困難。統計氣候轉捩點等難以定價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則更加困難。但認識到這些風險和不確定性，也明確了必須盡早採取政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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