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最近訪問了北京，以穩定與中國的關係，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討論了許多存在高度爭議的問題。例如，布林肯警告中國，不要提供物資和技術協助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反對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張，和對菲律賓（美國的盟友）的騷擾。其他爭議還有美國「一個中國」對台政策的解釋，以及美國對中國技術流動的貿易和出口管制。
大概在同一時間，我也在北京訪問，主持中美「二軌對話」（track two dialogue），在對話中，與各自政府保持溝通的公民可以面對面說話。這種會談是非官方的，不具有約束力，所以有時可以更加坦率。這一次的情況就是這樣，阿斯彭戰略集團（Aspen Strategy Group）的一個代表團，在北京會見了由有影響力的中央黨校召集的一個小組，這是過去十年來兩個機構之間的第六次此類會晤。
如你所料，美國人強調布林肯在爭議問題上的資訊，而中國人則重申本國政府的立場。正如一位退役的中國將軍所警告：「台灣是我們核心問題的核心。」
然而，當該小組轉而探討可能的合作領域時，事情變得更加有趣。美國政策從與中國接觸，轉變為大國競爭戰略，這並不排除在某些領域的合作。在討論中，我們用了足球比賽的比喻：兩支球隊激烈地激戰正酣，踢球的是他們，而不是其他球員，並且他們只能在白線內踢球。
換個比喻，一些中國人確實擔心，美國強調建立「護欄」（guard rails）就像在鼓勵超速行駛的汽車上繫安全帶一樣；但大多數人都認為，避免撞車才是首要目標。為此，我們確定了7個潛在合作領域。
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是氣候變化，兩個國家都受它威脅。儘管中國繼續建設燃煤電廠，但正在迅速增加可再生能源，宣布到2030年將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我們敦促為此制定更快的時間表和科學交流。
第二個問題是全球公共衞生。科學家表示，下一次大流行不是是否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發生的問題。兩國政府對 新冠的處理都很糟糕，數百萬人因此死亡。但是，與其爭論應該歸咎於誰，倒不如研究我們的科學合作如何協助減緩2003年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俗稱「沙士」，SARS）和2014年的伊波拉（Ebola），以及我們如何在未來應用這些經驗教訓。
在核武器方面，中國為它們迅速膨脹的陸基核武器辯護，說洲際彈道導彈更精確，若它們先發射，潛艇的脆弱性最終將破壞它們反擊的能力。他們重申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反對意見——在他們的武器庫可以與美國和俄羅斯相媲美之前，採取軍備控制限制。但他們表示願意討論核思維、概念和戰略穩定，以及核不擴散與北韓和伊朗等棘手問題——美國和中國過去曾在這兩個領域合作。
第四個問題是人工智能。去年秋天，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在三藩市，同意開始就人工智能安全進行談判——但他們的政府尚未取得太大進展。我們小組同意，這個問題還需要閉門會談，特別是關於該技術的軍事應用。正如一名退役的中國將軍所說，軍備控制不太可能，但有很大的機會努力實現對概念和學說，以及其對人類控制的意義的相互理解。
在經濟方面，雙方都認為雙邊貿易可實現雙贏，但中國人抱怨美國對先進半導體的出口管制。美國以安全為由為其政策辯護，但中國人認為這是一項旨在限制中國經濟增長的措施。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將美國的做法，描述為「在一個小院子周圍築起高高的圍欄」，因此我們指出，它只影響到我們晶片貿易總額的一小部分。
受補貼推動的中國工業生產，產能過剩的話題更加困難。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放緩，但它沒有採取措施提振國內消費，而是試圖通過出口來擺脫目前的問題（就像過去所做的那樣）。我們指出，自本世紀初「中國衝擊」以來，世界已經出現了變化。
但是，我不支持對雙方都不利的脫鈎，同意將經濟問題分為3個部分。一端是安全問題，我們同意可以有不同意見。另一端是正常貨物和服務貿易，我們將遵守國際貿易規則。而在中間，當出現補貼和產能過剩的問題時，我們會逐個個案協商。
我們的最後一個主題是，關於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這種接觸因3年的新冠疫情限制和政治關係惡化，而受到嚴重破壞。目前，只有不到1000名美國學生在中國學習，而大約有28.9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儘管這一數字已從高峰下降了近四分之一）。記者在中國面臨更大的簽證限制，雙方的學者和科學家都報告稱，移民官員從中作梗。這些都無助恢復相互理解的感覺。
在這個中美大國競爭的時期，我們不應該奢望回歸本世紀初的接觸戰略。但是，避免衝突，並在可能的時間和地點確定合作領域，符合兩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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