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低收入國家政府一直在嘗試，利用各種方法減輕高額醫療自付費用帶來的經濟負擔——這些費用佔家庭重大疾病醫療支出的40%。為確保全民享有醫療服務，這些國家正逐步從公共醫療服務，轉向由政府資助的、涵蓋私營醫療機構治療費用的保險。
印度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中央政府和各邦紛紛推出此類保險計劃，努力擴大低收入社區的醫療服務覆蓋面。
這類公私營合作夥伴關係，長期以來都是發展中國家醫療衞生政策討論中的一個不可或缺部分。鑑於有形基礎設施的建設，往往成本高昂且受到官僚主義拖延、政治偏袒和預算限制困擾，多個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國家及以下各級政府，都實施了醫療保險計劃，使低收入家庭能夠以受到大幅或全額補貼的價格，獲得私營醫療服務。
這些計劃在各國所取得的成果各不相同，取決於其設計和當地情況。例如中國和越南，便經常被視作成功典範，截至2016年，兩國分別有近100%和80%的人口，得到了某種醫療保險計劃的覆蓋。而在中國三級醫療自付費用有所增加的同時，越南的相關費用則隨着公私夥伴關係項目的擴大，而有所下降。印度的做法與越南類似，重點是讓最貧困的社區免費參加政府資助的保險。
全額補貼的保險，可以通過提供私立醫療機構就診渠道，和騰出公立醫院空間來改善醫療成果。但儘管存在諸多免費保險計劃，且自付支出極為高昂，但印度的參保率仍然很低。印度全國家庭健康調查顯示，僅41%的印度家庭擁有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而即使那些有保險的家庭似乎也不太了解這些項目是如何運作。
這凸顯了認識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的重要性，因為在這些國家非正式的風險分擔網絡，在傳統上有助於減輕健康衝擊的影響。農村地區家庭往往會依靠當地社區，甚至加入一些由成員集資應對醫療緊急情況的團體。一些研究顯示，這些非正式團體的存在，會降低正規保險的支付意願。雖然這反映非正規保險擠掉了正規計劃，但我們的研究顯示，非正規網絡實際上可能推動政府供應計劃的廣泛採用。例如人們在這些網絡的支援下，可以更方便地前往更遠處的醫院就醫。
儘管如此，政府必須評估公私營夥伴關係模式，是否是提供醫療服務的最佳方式。新冠疫情顯示，醫療衞生是一種具有許多積極外部效應的公共產品，在某些情況下直接由公共部門提供，或許是唯一可行的選項。即使在不那麼極端的情況下，了解花在某一類項目上的金錢，是否可以更有效地用在其他地方，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一項正在進行的研究中，我們探討了公私營夥伴關係模式，對醫療服務獲取的複雜影響。從理論上說，如果私營體系優於或不遜於公共體系，醫療成果可能會有所改善。但如果公共體系優於私營體系，整體醫療成果便可能受到不利影響。例如印度一直落後於其他國家的一個領域是婦幼保健，部分原因在於住院分娩率較低，而這一低比率又可歸因於私人服務費用高昂，以及在人滿為患的政府設施中等候時間過長。如果私營醫療能得到補貼，更多婦女可能會選擇在私營醫院而不是在家中等非機構環境中分娩。
我們發現引入正式的醫療保險計劃後，婦女通常會從公立醫院轉到私營醫院分娩。此外此類計劃使自付費用有所減少，顯示之前支付私營護理費用的個人，現在可以以補貼價格獲得護理。然而那些住處距離醫院較遠的家庭，仍然無法受到此類計劃的影響。
印度國民健康報告的最新估算展現了兩個重要趨勢：政府在三級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大幅下降，以及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包括社會醫療保險）急劇增加。這反映出該國在三級醫療保健方面，從直接由政府供應轉向了公私營合作模式。
但如果私營醫療機構太少，政府支出的減少可能會迫使人們長途跋涉去就醫。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印度醫院密度相對較高的安德拉邦，到醫院看病的難度——無論是關乎金錢還是其他方面——都會影響參保率，即使在全額補貼的情況下也是如此。相比之下，越南之所以能成功實現全民醫保，部分原因在於對醫院和醫療中心進行了大量公共投資。
如果印度的新社會保險政策能推動私營醫院的建立，便能擴大三級醫療服務的覆蓋面，並抵消政府支出的削減。但倘若這些設施的發展均集中在城市地區，受惠者便會少得多。僅靠推進公私營夥伴關係，是不足以讓所有人都獲得基本醫療保健服務的，確保全國各地都能享受私營醫院的服務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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