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喜劇演員欣奇克利夫（Tony Hinchcliffe）因為在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前於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特朗普競選集會上，發表不當言論而聲名掃地。在這場被《紐約時報》稱之為「怨恨者狂歡節」的集會上，作為開場嘉賓的欣奇克利夫侮辱了波多黎各（漂浮垃圾島）、拉丁裔（一大幫喜歡生孩子的人）、黑人（西瓜吃貨）和巴勒斯坦人（扔石頭者）等等。
許多人而不僅僅是自由派和少數族裔都對此感到憤怒不已。他們甚至認為這種偏見會阻礙特朗普競選，拉美裔肯定會投票給賀錦麗。可是他們錯了：欣奇克利夫的說笑方式幫了特朗普，至少沒有傷害到他，有46%的自認拉美裔選民給他投了票。
今年40歲、現居德克薩斯州的欣奇克利夫在俄亥俄州一個貧民區長大，喜歡製造轟動效應。他的表演被稱為「侮辱喜劇」，這種拿名人乃至觀眾尋開心的幽默風格是他的招牌。
這類喜劇在美國有着悠久的歷史。欣奇克利夫是已故猶太喜劇演員里柯斯（Don Rickles，別名「毒舌販子」）的仰慕者。里柯斯侮辱過所有人，從意大利人、波蘭人、黑人、猶太人，到包括甸馬田（Dean Martin）和法蘭仙納杜拉（Frank Sinatra）在內的明星朋友，甚至他自己。但他通過眨眼來表達免責，以確保有人會把這些話當真。
比里柯斯更犀利、更出位的表演者是布魯斯（Lenny Bruce）。這位棟篤笑喜劇演員會故意用髒話和侮辱性語言去揭露社會的虛偽，一方面要求人們用詞得當，另一方面卻容忍各類種族歧視、警員暴力和政治腐敗。布魯斯於1961年因在表演中使用「淫穢」語言而被捕和起訴。儘管最終無罪釋放，但他還是被禁止參演電視節目且遭到警方追捕，直到5年後去世。
對布魯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言論自由。在他看來喜劇演員的工作就是挑戰高雅品味和社會習俗的界限。欣奇克利夫對此表示贊同。他在4月接受採訪時解釋說：「我的立場是喜劇演員不應該為笑話道歉，不應因為遭到所有人反對而停止工作，也不應該放慢在這方面追尋的腳步」。
但布魯斯和欣奇克利夫之間有個重要區別。布魯斯是一個嬉皮士，他的表演模仿自由爵士樂，浸淫於由「垮掉的一代」詩人、黑人音樂和性革命所構築的反主流文化世界中，並得到了那些自認「進步」前衛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的支持。
相比之下欣奇克利夫是在共和黨集會上發表這番言論的。為之歡呼的那些人絕對不是進步人士，相反他們毫不掩飾地擁護特朗普，此人稱移民為「罪犯」和「強姦犯」，反復編造海地裔美國人食用別人家寵物的故事，並揚言要關押對手和打壓批評者。與特朗普世界中的其他媒體人物一樣，欣奇克利夫想要擁有成為偏執者的自由，這與布魯斯對人們提高寬容度的呼籲相去甚遠。
但在將布魯斯和欣奇克利夫分別視為進步和保守派卻是不着調的。跟特朗普一樣，欣奇克利夫絕對稱不上保守派，而是一個沉悶體制的叛逆者，與權貴、商人、清教徒和守舊派針鋒相對的布魯斯很像。從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用來形容欣奇克利夫，他冒犯了那些主導美國大學、媒體機構、出版社、博物館、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的精英階層。
特朗普的選民大多感到自己被那些自以為是的都市精英所排斥和鄙視。用希拉莉（Hillary Clinton）那句臭名昭著的話來說他們就是一群「可悲的人」（deplorables），不認同那些充斥於本國精英機構中的性別、種族和社會公正觀點，並且厭倦了被說教和矮化。
特朗普的勝利不是保守主義的勝利，而是恰恰相反；這是那些文化上遭剝奪者的一次反抗，他們因為一個自稱局外人且承諾要實施徹底變革的候選人而感到政治上被賦權，其中包括那些不想被稱為拉丁裔的西班牙裔人，以及部分黑人男性。
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位侮辱式喜劇演員。許多人正是因為他那些粗俗笑話而喜歡他。《紐約時報》和其他建制派文化機構愈對他的滑稽表演感到憤怒，他的認可度就愈高。
許多理所當然對特朗普勝選感到沮喪的自由派人士，可能會將此歸咎於他那些選民的種族主義和偏執，但這就大錯特錯了。民主黨不能通過成為精英政黨來贏回大城市和大學城以外大量美國選民的信任。如果沒有那些沒讀過大學者、福音派和農村選民的支持，它註定只能一敗塗地。
自由派必須把重點放在階級而不是種族、性別和性政治上。文化戰爭或許能贏得城市選民的支持，但不會顯著影響國家政治。有跡象表明賀錦麗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淡化了自身背景並主要關注民生問題。
但這些做法太少也太晚了。作為一位在最後一刻被選為替代品的有色人種女性，她的參選激起了人們對文化體制的反抗。欣奇克利夫的幽默確實令人遺憾。但與其表達憤怒，不如想想他為什麼能讓人們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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