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爆炸性赤字、借貸和槓桿增長之後，世界經濟正在跌跌撞撞地走向一個史無前例的經濟、金融和債務危機交滙點。
在私營範疇，堆積如山的債務覆蓋家庭（如住宅抵押貸款、信用卡、車貸，學費貸和個人貸款）、各類企業（銀行貸款、債券債務和私人債務），以及金融業（銀行和非銀行機構債務），而公共部門則包括中央、省級和地方政府債券和其他正式債務，以及現收現付退休金計劃和醫療保健系統的無資金支援負債等隱性債務——所有這些都將隨着社會逐漸老齡化而繼續增加。
僅是顯性債務數字就足以讓人大吃一驚。在全球範圍內私人和公共部門的總債務額相對GDP的比例，已經從1999年的200%上升至2021年的350%。目前發達經濟體的這一比例為420%，中國為330%，美國則為420%，較大蕭條期間和二戰後水平都要高。
當然，如果借款人能投資於回報高於借貸成本的新資本（機械設備、住房、公共基礎設施），債務其實是可以提振經濟活動的。但許多借款只是持續在為高於收入的消費支出提供資金——這可是破產的秘訣。此外對「資本」的投資也可能存在風險，無論借款者是以被哄抬價格購買房屋的家庭、不顧回報過度擴張的企業，還是把錢花在「大白象」（奢侈但無用的基礎設施項目）上的政府。
這種過度借貸已經在各種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持續了幾十年。金融民主化使那些收入緊張的家庭能夠舉債消費。中右翼政府一直在減稅卻不削減開支，而中左翼政府則大手大腳地推動一些缺乏足夠更高稅收來提供充分融資的社會項目。在央行的超寬鬆貨幣和信貸政策推動下，重債輕股的稅收政策，促成了私人範疇和公共部門的借款激增。
多年的量化寬鬆和信貸寬鬆，使借貸成本一直維持在近零水平，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負值（正如前一段時間的歐洲和日本那樣）。到2020年負收益美元等值的公共債務總額已達17萬億美元，在一些北歐國家就連房屋抵押貸款的名義利率都是負值。
不可持續的債務比率爆增，意味許多借款者——家庭、企業、銀行、影子銀行、政府，甚至整個國家——都是資不抵債的「僵屍」，只能靠低利率撐着（這一利率使它們的償債成本維持在可控範圍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危機期間，許多本應破產的資不抵債機構，都被零/負利率政策、量化寬鬆和直接財政紓困措施救活了。
但如今，被同樣一批超寬鬆財政、貨幣和信貸政策所推動的通脹，終結了這場金融迴光返照。隨着各國央行被迫調高利率以恢復價格穩定，僵屍企業的償債成本正急劇上升。對許多人來說，這相當於三重打擊，因為通脹還在侵蝕家庭的實際收入，並使房屋和股票等家庭資產貶值。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那些脆弱且過度槓桿化的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它們同時面臨借貸成本急升、收入和稅收下降，以及資產貶值的問題。
更糟糕的是，這些事態發展剛好碰上了滯脹的回歸（高通脹伴隨着疲軟增長）。發達經濟體上一次經歷這種情況是在1970年代，但當時的負債率最少還很低。今天我們正面臨1970年代的最糟糕一面（滯脹衝擊），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的最糟糕一面。這回再也無法簡單地通過減息來刺激需求了。
畢竟全球經濟正受到持續的短期和中期負面供應衝擊打擊，這些衝擊正在延緩增長，推高價格和生產成本。問題包括疫情對勞動力和商品供應的干擾；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中國日益災難性的新冠清零政策；以及從氣候變化到地緣政治形勢發展的其他十餘個可能導致額外滯脹壓力的中期衝擊。
與2008年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首幾個月不同，簡單地用寬鬆的宏觀政策來救助私人和公共部門只會給通脹火上加油。這意味會在一場嚴重金融危機的基礎上，出現一次硬着陸——一場深度而持久的衰退。隨着資產泡沫破裂，償債比率飆升，家庭、企業和政府排除通脹因素後的收入下降，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將相互強化。
可以肯定的是，以本國貨幣借款的發達經濟體，可以利用一輪意想不到的通脹來降低一些名義長期固定利率債務的實際價值。由於各國政府都不願通過加稅或削減開支以降低赤字，央行赤字貨幣化將再次被視為阻力最小的途徑。但你不可能一直愚弄所有人。一旦通脹精靈走出瓶子（這將在各國央行面對迫在眉睫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時，放棄對抗後發生），名義和實際借貸成本都將大幅上升。這個一切滯脹債務危機之母，可以被推遲，但卻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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