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今年3月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61%的美國人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墮胎應該是合法的。即使如此，美國最高法院還是推翻了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中確立的憲法墮胎權。
難怪反應如此激烈。民主黨女議員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呼籲彈劾兩名最高法院法官，因為他們在參議院確認聽證會宣誓時撒謊。驚慌失措的評論員警告美國民主的終結。其他人指摘厭女症和「劇場陽剛之氣」。
美國墮胎辯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很少受到關注：在美國公共生活中，一股極度保守的天主教勢力在穩步上升。當然，天主教徒在許多問題上的分歧不亞於其他任何人，包括墮胎權。自由派天主教徒，例如總統拜登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以及投票給民主黨的大約50%的天主教徒中的許多人，都支持憲法規定的墮胎權。最高法院3位自由派之一的大法官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也是如此。但9位大法官中有5位堅持天主教的極端保守路線，認為即使是胚胎也有靈魂，因此神聖不可侵犯。
撰寫推翻「羅訴韋德案」裁定多數意見的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引用了十七世紀的英國法學家黑爾（Matthew Hale），他認為墮胎是謀殺（他也相信女巫）。這種觀點與當代美國生活的主流相去甚遠。但激進的天主教徒——他們就是這樣——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反墮胎運動背後的推動力。
即使是保守的新教徒，當時也支持「羅訴韋德案」的裁決。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在 1973年指出，「宗教自由、人類平等和正義，因為最高法院的墮胎裁定而受到推動。」但十年後，福音派保守派擔心，進步世俗主義浪潮會威脅種族隔離的基督教院校這樣的寶貴機構，開始與激進天主教徒朝着相同的目標。「羅訴韋德案」成了他們的滙聚點。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打破由憲法制定者精心豎立的政教分離之牆。
一些激進分子現在甚至聲稱，政教分離從來不是真正的意圖。用極右翼共和黨女議員貝伯特（Lauren Boebert）的話來說：「我厭倦了這種憲法根本不存在的政教分離垃圾。」
但事情進展很快。在推翻「羅訴韋德案」幾天後，最高法院決定華盛頓州的一名足球教練，有權在他的公立高中舉行賽後祈禱會。這也打破了禁止學校等公共機構，行使作為私人事務的宗教表達先例。
激進分子呼籲「宗教自由」。如果一名足球教練想在足球比賽上祈禱，而周圍的球員可能不想引起他的反對，那麼他只是在行使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的權利。
但政教分離，至少在美國等大多數新教民主國家，恰好是為了捍衞宗教自由。法國的laicité概念，旨在防止天主教神職人員干涉公共事務，而美國憲法旨在保護宗教權威免受國家干預，反之亦然。
直到不久前，美國新教精英還對天主教徒持懷疑態度，除了勢利的反愛爾蘭或反意大利情緒外，一個原因是擔心天主教徒會更忠於他們的信仰，從而更忠於梵蒂岡的權威，而不是忠於美國憲法。這就是為什麼在1960年甘迺迪競選總統時，不得不強調他堅信「在一個絕對政教分離的美國，不會存在天主教主教會指示總統（如果他是天主教徒）如何行動的事情……」
新教精英所擔心的，現在成了一個真正的威脅。天主教激進分子和新教狂熱分子，正在積極嘗試將他們的宗教信仰，強加於公共領域。阿利托和其他天主教徒，如前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將世俗主義視為（用巴爾的話）對「傳統道德秩序」的威脅。他的意思是，對基督教道德秩序的嚴格解釋。根據阿利托的說法，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間的神聖制度」。有一天——可能很快——他可能會決定，推翻最高法院於7年前承認聯邦同性婚姻的權利的裁決。
將宗教議程注入政治或法律的危險，遠不止於侵蝕世俗機構的自主性。它使理性的政治辯論變得不可能。當然，政治不會脫離價值觀。政治家乃至法學家認為，宗教價值觀很重要並沒有錯。但是當宗教正統勝過所有其他考慮時，就會出現一個嚴重的問題。
以色列哲學家瑪律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 在他的《論妥協與腐朽的妥協》（On Compromise and Rotten Compromises）一書中，簡潔地描述了這一點。在「作為經濟的政治」中，物質利益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而在以神聖為中心的宗教圖景中，神聖是不可商量的」。
因此，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政治目前處於如此危機的狀態。愈來愈多的世俗左派和宗教右派捲入了一場文化戰爭，圍繞着性、性別和種族展開，政治不再可協商。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制度開始瓦解，魅力煽動和暴力政治的舞台準備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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