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立陶宛時任文化部長凱瑞斯(Simonas Kairys)認為，表演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經典芭蕾舞劇《胡桃夾子》不再是慶祝聖誕季的適當方式。立陶宛是烏克蘭的堅定支持者，而認為俄羅斯文化無法與俄帝國主義完全分離的凱瑞斯則呼籲進行「心理隔離」，也就是「文化的去殖民化」。
而在去年年底，新任文化部長比魯蒂斯(Šarūnas Birutis)宣布，他喜歡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也沒有理由去禁止它。一些立陶宛人表示贊同，其中包括另一位前文化部長，他表示：「我們與蘇聯勢力鬥爭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不禁止任何事物的自由。」
立陶宛圍繞《胡桃夾子》的爭論與烏克蘭的類似，但通常更加激烈。2023年，基輔市議會決定不得在公共場合展示任何俄羅斯音樂、戲劇、書籍和藝術作品。普希金這位俄國最偉大詩人的雕像因此被從各類公共場所移除。
當然，出於愛國情緒而查禁敵國相關藝術作品的做法並非今天才有。一戰期間一些英國人曾希望禁止演奏德國音樂，甚至有人提議用英國制鋼琴取代德國產品。
而二戰爆發後音樂在英國所扮演的角色則截然不同。英國著名鋼琴家赫斯(Myra Hess)在倫敦舉辦了多場著名的午餐音樂會。作為猶太人，她認為演奏德國偉大作曲家的音樂並無不妥。對她以及那些蜂擁而至的倫敦聽眾來說，莫札特、貝多芬和巴赫不僅屬於德國，更屬於全世界。
在納粹德國，官方場合(比如希特勒的生日)也會演奏同樣的音樂以彰顯德國文化的優越性。當時最著名的德國指揮家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並不質疑德國音樂的崇高地位，但他不是納粹。在他看來偉大的音樂可以讓人們超脫於政治和戰時宣傳的影響，因此他拒絕離開自己的祖國，也並未停止在德國演出。
納粹也從未全面查禁過「敵對文化」。在整個二戰期間莎士比亞的戲劇都在德國上演，儘管《威尼斯商人》帶來了一些問題：猶太放債人夏洛克或許會喚起人們略顯過多的同情。
戰時宣傳的目的之一就是醜化敵人，將他們描繪成非人類。1941年12月之前荷里活電影在日本(以及德國)極受歡迎。但珍珠港事件後，日本政治宣傳機器將美國人描繪成了「魔鬼和野獸」，而後者那些惡毒和粗鄙的文化產品則被迅速查禁。
那麼禁止另一個國家的藝術作品是否是個好主意呢？從原則上看答案是否定的。柴可夫斯基不能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侵略戰爭負責。不讓公眾欣賞偉大的藝術作品會產生狹隘、地方化的影響。而貝多芬、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等藝術家本身就是超越國界而存在的。
但烏克蘭人也許應該得到一些寬容。英國在二戰期間並未面臨遭遇德國文化統治的危險，更不用說被強行同化了。而普京則希望建立一個更廣闊的俄羅斯世界(Russkiy mir)，在這個世界中周邊國家都聽命於克里姆林宮，其文化被矮化為官方場合的民間舞蹈，因此也對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構成了根本性威脅。
直到最近烏克蘭各大城市的精英階層還在講俄語而非烏克蘭語，前者甚至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第一語言。而作為將烏克蘭人視為更廣大俄羅斯世界中的少數民族的大批俄羅斯人之一，普京還把在烏克蘭的「特殊軍事行動」宣揚為一個「團結俄羅斯人民」的舉措。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和波蘭人也有理由擔心被俄羅斯母親強行擁抱的可能性，畢竟這種情況以前發生就過。
談到文化去殖民化，烏克蘭與歐洲在亞非的前殖民地之間存在相似之處，當地有些精英也確實被英國化或法國化了。但更好的比較是1910至1945年間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朝鮮。在此期間朝鮮人與其說是殖民地的臣民，不如說是備受鄙視的二等公民。在日本帝國統治後期，他們甚至被迫取日本名字並以日語接受教育。
在日本戰敗後，那些幾乎完全剝奪了自身身份定義的朝鮮人抵制一切日本事物，也因此縮窄了文化視野。日本電影、漫畫、流行音樂和文學作品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重新進入韓國，但並不總是受到接納。
對於我們這些崇尚普世人文主義的人來說，這種文化沙文主義即使不是偏執，也顯得狹隘。但朝鮮民眾曾經為了作為一個民族的生存而鬥爭。文化曾經是個生存攸關之事。
這對當今的烏克蘭人也是一樣。儘管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音樂、藝術和文學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排斥這些作品也並不能促進烏克蘭的普世人文主義，但烏克蘭人還有更緊迫的問題需要解決：他們必須努力維護自己獨特的語言和文化，還有自己的政府。一旦確保了自己的主權，那烏克蘭人還有立陶宛人，就沒有理由再害怕普希金的詩歌或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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