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7日，當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Alexei Navalny），因在莫斯科被神經毒劑諾維喬克（Novichok）毒害，而赴德國接受治療，並從柏林登上飛機重返莫斯科時，他說，他對重返故土表示高興。但他清楚這其中的風險：長期監禁、酷刑，乃至死亡。
2月16日，納瓦尼在北極流放地去世，他所面臨的是所有政治異見人士都必須面對的困境：若不是流亡海外、默默無聞，便是面對壓迫政權，冒險成為烈士。無論如何，推翻其所反對的政府的可能性，都幾乎為零。
即使那些並不積極反抗壓迫政權，尤其是那些有能力逃離者，也面臨類似的選擇：在可能並不會熱烈歡迎自己的國外開始新的生活，亦或回到自己仍處於獨裁政權腐敗影響下的祖國。為順從提供豐厚獎勵的獨裁政權，往往縱容腐敗——同時鎮壓少數拒絕服從的人。
這樣的困境尤其痛苦，因為它在那些留下和離開的持不同政見者之間，造成了有利於壓迫政權的裂痕。人們選擇留下，可能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僅是留在國內的事實，就足以讓流亡者將其作為獨裁政權的不道德傀儡，而加以譴責。與此同時，離開的人則被控背叛祖國，以換取國外奢侈的生活。
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就是如此。流亡期間仍聲名顯赫的湯馬斯曼（Thomas Mann），就對選擇繼續留在第三帝國的德國作家加以譴責；他後來宣稱，他們所寫的是因被玷污而毫無價值的著作。其中有些作家——同樣是納粹政權的反對者——則指摘湯馬斯曼寧願在加州過着舒適的生活，也不願見證自己的祖國發生了什麽。
類似的趨勢也一直在現代中國上演：國內反對共產黨獨裁政權的人，嘲笑國外異見人士，認為他們因為與現實脫節而導致影響力日漸被削弱。這在今天的俄羅斯也同樣存在着。例如，極為勇敢的新聞工作者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曾因捍衞知識自由而於2021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盡管勇敢地反對烏克蘭戰爭，但他仍因為決定留在俄國，而遭某些俄流亡人士的指摘。
對於異見人士的困境，根本不存在正確的解決方法。離開和留下的理由同樣充分，而且往往取決於個人狀況。那麽，納瓦尼決定為（最少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的事業而冒生命危險，有什麽意義呢？無論他可能被謀殺，抑或留在西歐，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執政都不會結束。
但這樣做是有意義的。公然反抗削弱了獨裁政權徹底控制的表象。獨裁的實現不能僅依靠對軍事實力或秘密警察的恐懼，人們還必須相信，其對暴君的服從正常，反抗則不正常，甚至是一種瘋狂。這也解釋了為什麽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是精神病院而非監獄的常客。
納瓦尼返回俄羅斯，無論看似多麽徒勞，都表明面對暴政的合理回應，是捍衞思想和言論自由。他的反抗，向其他有同樣感受但卻缺乏勇氣的人表明，他們並不是孤單的。
還有另外一重意義。那就是通過獎勵順從、迫使民眾重覆謊言和宣傳、強迫朋友和親屬相互背叛，獨裁政權展現出人性最糟糕的元素。他們創造出一種恐懼、不信任和背叛的文化，這並不具備俄羅斯、德國或中國特色。許多國家在不同時期都曾被統治者的壓迫所扭曲。但這種狀況卻不一定是永久的。政權會被打敗，暴君的生命會結束。
恰好在那時，政治烈士所樹立的榜樣，將發揮關鍵作用。遭獨裁制度扭曲的社會，必須為建設更好的制度找到道德基礎。習慣於奴役和迫害的民眾的士氣，必須得到恢復。某些勇敢者站出來捍衞自由，哪怕看似徒勞，也能在上述過程中發揮榜樣作用。
穆蘭（Jean Moulin）是領導法國抵抗運動的公務員，於1943年被蓋世太保折磨至死，死前未能看到他奮鬥所為的納粹佔領的結束。1945年4月，在希特拉自殺3周前，納粹處決了路德會牧師伯恩霍菲爾（Dietrich Bonhoeffer）。中國作家劉曉波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起義期間返回中國，此後就不斷進出監獄，並在2017年未能推翻該國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死於獄中。納瓦尼想推翻普京的新沙皇統治，根本就不可能。
但建設能保護自由與帶出人們最佳質素的社會唯一希望，在於他們的所作為能夠發揮榜樣作用。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4.
www.project-syndica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