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新聞自由的論據一向非常有力。當記者能夠不受阻礙地工作時，他們就能履行重要的民主職能：讓當權者承擔責任、監督政府績效、突顯那被忽視的事件和觀點。
但新聞自由正面臨着前所未有威脅，世界各地的記者都面臨着日益複雜且迅速變化的壓力，這些壓力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和技術領域方面的。因此民主政府必須堅定不移地捍衛和推動國內外的新聞自由。而有兩份新發表的報告則有力地佐證了這些努力。
第一份由來自六大洲的51個國家組成的媒體自由聯盟（Media Freedom Coalition）發布的報告，證明了新聞自由的廣泛社會效益。比如媒體自由對於民主和經濟的正常運轉是必不可少的。這似乎顯而易見，因為市場需要關於企業及其財務表現的穩定可靠資訊。但證據更加有力：聯盟報告中引用的一項研究發現處於媒體聚光燈下的企業篡改財務報表的可能性較低。另一項研究表明記者能夠有效發現企業欺詐行為，有時甚至比金融監管機構更高效。
獨立媒體展示其巨大價值的另一個關鍵領域是健康。在新冠疫情期間，高品質的新聞機構在傳播準確資訊，和揭穿有關該病毒的錯誤資訊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媒體報道可以協助讓那些使背負社會污名的健康問題得到應有的關注，進而使其被納入公共政策議程。比如一項研究就發現那些新聞更為自由的發展中國家，更可能出現致力於遏制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政府領導人。
調查記者長期以來也揭露環境犯罪，並繼續報道有關氣候變化和相關問題的重要新聞，如空氣污染和非法捕魚。媒體自由聯盟的報告還強調有證據表明，新聞自由與可再生能源的更快採用呈正相關關係。
媒體自由也是一個關鍵安全因素，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7月發鈾的報告就證明了這一點。例如該報告說明了獨立媒體的重要性：它們既能揭露可能誤導人們支持衝突的虛假言論，又能確保爭端的和平解決。
當然，自由媒體自身也很有價值，因為言論自由是項基本人權，也可以說是其他一切權利的基礎。畢竟如果沒有人去調查和揭露侵權行為，政府又該如何維護人權？但（愛沙尼亞作為聯席主席國的）媒體自由聯盟和歐安組織提供的證據，可以説明政策制定者和活動家提出無可辯駁的論據，去證明媒體自由對於健康繁榮的社會至關重要。
媒體自由聯盟正在為此努力。愛沙尼亞和德國這兩個聯盟聯席主席國與政府、民間社會、媒體和法律部門的同仁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多邊組織一道努力去制定干預措施，為處於危險中的記者提供支援，並宣導保護記者報道權的政策，同時針對跨國鎮壓等新興挑戰制定規範。
外交在這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愛沙尼亞人權和移民事務巡迴大使，我親眼目睹了大使館是如何成為政府推動媒體自由的重要工具的。外交官們無論是在公開還是私下場合，都處於宣導新聞自由和支持東道國政府實施相關改革的有利地位。
但有效的外交必須以切實行動為支撐。在這方面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例如增加資金去支持獨立媒體、改革國內立法以促進新聞自由，或者為身陷險境的記者提供緊急簽證和安全庇護，在最新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排名第六的愛沙尼亞，為能夠做到這一點而深感自豪。
對新聞自由的壓制會損害人權，阻礙社會充分發揮潛力。但保護媒體自由的理由從未像當前這般充分。現在，包括媒體自由聯盟成員在內的民主國家，有責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響亮地表達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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