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美國8間最大型銀行的行政總裁(CEO)，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面前，進行了一場長達3小時的虛偽表演。這令人沮喪的一幕，展現了政治和愚蠢言論的聯合毒害作用——也往往是眾多銀行業議題的標誌性特點。
聽證會的大部分時間，都傾注在被稱為「巴塞爾三終局」（Basel 3 Endgame）的銀行業監管提案上。聲稱要「用淺顯的語言解讀」這一複雜議題「對普通美國人」潛在影響的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Tim Scott）表示，擬議的規則將導致「能借給美國人的美元更少了」。銀行家和包括斯科特在內的數位參議員均認為，這些規定會讓銀行的一部分資金「閒置在一邊」，從而阻礙窮人實現「美國夢」。
但這些威脅往往源於謬論，如斯科特認為資本是某種銀行無法使用的東西。實際上正如民主黨參議員布朗（Sherrod Brown）所指，「這些規定中根本沒有任何內容會阻止銀行發放貸款。」相反，這些規定只是要求銀行更多地依靠股權，並減少通過借貸來為貸款和投資融資。正如已故美國聯儲局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所觀察到的，在關於資本要求的辯論中存在大量「廢話」。
那些行事審慎的銀行，都會在放款時要求借款人在貸款標的中擁有「切身利益」，但卻極力反對旨在減少它們對借貸的危險依賴的法規。銀行對使用自身股權融資的厭惡，和對借貸的沉迷，使它們能夠將成本和風險轉嫁給他人，最終通過犧牲公共利益來為自己牟利，而且往往會通過迷惑政治家和公眾，來逃脫懲罰。
在2007至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我便意識到很多關鍵政策決策，都被荒謬的分析、晦澀的術語、謬誤和誤導性的論點，以及對數學模型的不當使用所左右了。改善銀行體系的機會，也因此不斷遭到忽視。銀行家通過混淆視聽，以及對政治家、監管者、律師和經濟學家施加的影響力，破壞了規則的制定和執行機制。
長達13.3萬字的「巴塞爾三終局」方案，試圖通過對準相關規則來對一個複雜的「風險權重」體系進行調整。銀行將擬議規則的複雜性作為武器，威脅要拒絕發放某些貸款。事實上，它們反而會借助我們所有人提供的債務補貼，挺而走險追逐超額回報，同時危及我們。
在過去14年間，我一直在質疑眾多銀行家、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散布的謬論、不相關的事實和荒誕說法。2010年11月我協助組織了20位銀行和金融學者聯名發表一封公開信，警告巴塞爾三的改革提案力度嚴重不足。我還在一封致摩根大通董事會的公開信中，揭穿了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Jamie Dimon）對《巴塞爾協定三》規則的誤導性言論，並抨擊他所謂的大型銀行受惠便會自然使美國受惠的暗示性說法。
德國經濟學家赫爾維格（Martin Hellwig）和我認識到，駁斥銀行家這種混淆視聽言論的重要性，因此於2013年出版了《銀行家的新衣：銀行業的問題及其對策》一書。我們的目標是，揭露銀行如何及為何會如此無謂地挺而走險，並提出了一些只需要具備政治意願便能改變這一體系的方法。但銀行、政府、部分媒體和學術界之間的共生關係，最終佔了上風。正如民主黨參議員德賓（Richard Durbin）在2009年所說，國會山莊「屬於」銀行。
十多年後的今天，摩根大通的規模變得更大，其存款總額從2011年12月的1.1萬億美元，增加至2023年12月的近2.5萬億美元，增長了一倍有多，也遠遠超出了其報告的貸款額——該數字從2011年的7000億美元，增加至2023年的1.3萬億美元。該銀行報告的資產額約為3.4萬億美元，如果換成美元鈔票疊在一起，足以延伸至23萬英里以外的太空，幾乎能到達月球。
2023年春季矽谷銀行和第一共和銀行的擠提狀況，反映了人們對其資產價值和償付能力的合理擔憂，但有缺陷的會計規則和聯儲局的支持，繼續掩蓋了其他銀行的脆弱性。持續不斷的救助，讓社會背負了高昂代價，並助長了那種——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魯莽行事的文化。
2023年3月瑞士信貸的崩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展現了那些跨司法管轄轄區經營的金融機構，破產所造成的混亂。而這些機構給我們社會帶來的成本和風險，也讓人質疑維持這類大型機構的意義。此外對銀行的優待，助長了對規則的普遍漠視，鼓勵了那些經常不受懲罰的犯罪行為。
而政治力量和錯誤資訊仍在扭曲政策決策。在《銀行家的新衣：銀行業的問題及其對策》的新增訂本中，赫爾維格和我探討了困擾銀行業和破壞民主的嚴重管理問題。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2013年末摩根大通同意以130億美元達成和解，以避免審判揭露戴蒙領導下的銀行員工進行欺詐的驚人細節。
雖然戴蒙關於銀行業規則過於複雜的說法是正確的，同時也強烈反對更簡化的監管。但是通過有效地設計和實施這些規則，政策制定者可以減少對成本更高的監管的需求，並在幾乎沒有成本的情況下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
如果銀行對股權投資者缺乏吸引力，那可能是因為人們覺得其缺乏透明度，又或者是由於銀行業過於依賴債務補貼——倘若金融機構使用股權融資便會失去這類補貼。然而向致力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銀行提供一籃子補貼是沒有意義的，相反公共資金應該流向那些值得支援的事業和最需要支援的人。
我們的民主制度在面對強大企業及其領導人影響時的無力性令人震驚，因為這種持續的失靈，助長了人們對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合理不滿。欺詐（也可能是自欺欺人）不僅在銀行業盛行，在許多其他行業也是如此。
基於一些誤導和虛假的威脅，銀行發動了猛烈的游說攻勢，並動員公民和政治家反對擬議的規則。2024年1月16日，也就是諮詢公眾意見的最後期限，我提交了我對「巴塞爾三終局」提案，以及另一項相關且被誤導的提案的回應，並附上了一份駁斥了44項錯誤主張的文件——我和我的合著者還在繼續增補，因為還在不斷發現更多此類主張。在圍繞銀行業的政治中，我擔心對事實真相的故意無視，很可能會阻礙更良好規則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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