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又與西方大搞核對峙，讓關於核武器的爭論再度興盛。去年，聯合國禁止核武器條約完全生效，全球9個擁核國家沒有一個名列86個簽署國。這9個國家如何證明擁有可能摧毀全人類的武器是合理的？
這是一個恰當的問題，但必須與另一個問題一起考慮：如果美國簽署該條約並摧毀自己的武器庫，它是否仍然能夠阻止俄羅斯在歐洲的進一步侵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還必須考慮核戰爭是否無可避免。
這不是一個新問題。1960年，英國科學家和小說家斯諾（C.P. Snow）認為，十年內爆發核戰爭「在數學上是確定的」。這可能有些誇張，但許多人認為，如果戰爭在一個世紀內發生，斯諾的預測就算得到印證。在1980年代，卡爾迪科特（Helen Caldicott）等核凍結運動者呼應斯諾的觀點，警告說核武器的累積「將使核戰爭在數學上得到確定」。
提倡廢除核武器的人經常指出，如果你擲硬幣一次，正面朝上的機會是50%；但如果你把它翻10次，最少得到一次正面的機會便會升至99.9%。未來四十年內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是1%，那麼8000年內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就變為 99%。遲早，勝算將不利於我們。即使我們每年將風險降低一半，也永遠無法做到零。
但拋硬幣的比喻在涉及核武器時具有誤導性，因為它假設機會率獨立，而人類互動更像是裝滿骰子的罐子。投一次發生什麼結果可以改變下一次的機會率。古巴導彈危機剛結束時的1963年，發生核戰爭的機會率較低，正是因為1962年的機會率更高。平均律的簡單形式不一定適用於複雜的人類互動。理論上，正確的人類選擇可以降低機會率。
核戰爭的可能性取決於獨立和相互依存的機會率。一場純粹的意外戰爭可能適合拋硬幣模型，但這種戰爭很少見，任何意外都可能是有限的。此外，如果意外衝突保持有限，它可能會引發未來行動進一步限制更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時間愈長，事情發生變化的可能性便愈大。8000年後，人類比核戰爭更緊迫的事情可能多的是。
我們根本不知道相互依存的機會率是多少。但是，如果我們基於二戰後的歷史進行分析，我們可以認為年度機會率不在分布的高頻範圍內。
據報道，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總統甘迺迪估計核戰爭的可能性在33%至50%之間。但這並不一定意味無限核戰爭。在古巴導彈危機25周年紀念日採訪該事件的參與者時，我們了解到，儘管美國核武庫優勢明顯，即使是最輕微的核戰爭前景，也足以令甘迺迪畏而卻步。結果不是美國全勝；它涉及妥協，包括悄悄從土耳其撤出美國導彈。
一些人利用數學必然性的論點，推動單方面核裁軍。將冷戰口號反向說，子孫後代寧可紅化也不要死。但是核知識不能被除去，在9個或更多意識形態不同的核武器國家之間協調廢除核武器難於上青天。沒有回報的單方面步驟可能會鼓勵侵略者，從而增加不愉快的結局的可能性。
我們不知道效用和風險接受對遙遠的後代意味着什麼，或者人們在8000年後會重視什麼。我們對他們的道德義務迫使我們非常謹慎地對待生存，但這項任務並不需要完全沒有風險。我們應該讓後代大致平等地獲得重要價值觀，包括平等的生存機會。這與試圖將幾百年來不知名字人士的利益加起來成為目前一個不知數目的總數，是有所不同的。風險將永遠是人類生活中無可避免的組成部分。
核威懾基於可用性悖論。如果這些武器完全無法使用，它們就不會起到威懾作用。但是，如果它們太有用，可能會發生核戰爭及其毀滅性的後果。鑑於可用性悖論和與人類互動相關的相互依存機會率，我們無法為什麼構成「正義威懾」尋求絕對答案。核威懾並非全對或全錯。我們接受威懾必須是有條件的。
幾個世紀以來，我們繼承的正義戰爭傳統提出了3個必須滿足的相關條件：正義和正當的原因、有限的手段，以及對所有後果的審慎考慮。我從這些條件中推斷出5個核準則。在動機方面，我們必須明白，自衞屬於正義但有限的原因。至於手段，決不能把核武器當成普通武器，要把對無辜人民的傷害降至最低。關於後果，我們應該在短期內降低核戰爭的風險，並隨着時間的推移努力減少對核武器的依賴。地下室的炸彈有一定的風險，但沒有前線的炸彈那麼大。
烏克蘭戰爭提醒我們，沒有辦法避免不確定性和風險。隨着時間的推移，減少（而不是廢除）核武器作用的目標，仍然與以往一樣重要。第一顆氫彈的設計者加文（Richard Garwin）計算說：「如果今年發生核戰爭的機會率是1%，如果我們每年都設法將其降低至上一年的80%，那麼核戰爭的累積機會率將是5%。」我們可以帶着這種可能性過有道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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