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中可以蘊藏什麼義思？銀行資本規則的最終提案，被稱為《巴塞爾協定3.1》，似乎暗示這是一次微小的修訂——只是在早已譜寫好的旋律中添加幾個優美的音符。但銀行擔心其影響會更嚴重，因此將其稱之為《巴塞爾協定4》，意味不止增添幾個優雅的音符，而是對整首曲子進行重新創作，連大調都要改。
後面那個名字沒再存在。監管機構堅持認為，這不是一個新曲調，任何會唱《巴塞爾3》這首歌曲的人，都不難掌握《巴塞爾3.1》。但後來一些匿名的美國政治黑魔法操弄者，想出了「巴塞爾終局」（Basel Endgame）這個詞語，似乎暗示有人即將死去。在大西洋東岸，這個詞語讓人想起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戲劇《終局》（Endgame），講述的是存在主義焦慮，以及人類生活的徒勞和無意義。非銀行業人士可能會發現，這句話很好地描述了關於大銀行儲備金合理規模的爭論——這場爭論已經持續了很多年。
一些國家，如新加坡和澳洲，已經停止了相關爭論，並開始落實相關規定。在歐盟和英國，細節幾乎已經敲定。而美國終局則遠未結束——與盡頭的距離甚至可能在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最近的干預下，比以往更加遙遠。
請允許我簡短地講述一下這個糾結的故事。去年夏天，聯儲局負責監管的副主席巴爾（Michael Barr），提出了一些適度強硬的建議，要求大幅增加資本。美國銀行進行了強力反擊，現在鮑威爾又表示必須對去年剛剛得到大多數聯儲局理事支持的建議，進行「廣泛的實質性修改」。
這些提議背後論點的優劣，幾乎被政治所掩蓋。一些銀行認為，聯儲局的各項提議，將使它們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巴爾的方案無疑受到了去年一系列令人尷尬的美國銀行倒閉事件的影響，也確實比歐盟的方案設想了更大的資本增長，只是基數較低。而英國則一如既往地處於兩者之間。
所有這些不同的建議，都符合最初的巴塞爾協定嗎？巴塞爾委員會將在適當的時候回答這個問題，但目前看來英國或多或少會遵守，而歐盟則不會。根據巴爾的建議，美國的制度可能會符合要求且更加嚴格。目前沒有人知道它將何去何從。
而我們所知道的是，西方三大司法管轄區制定銀行資本標準的憲政安排，存在着明顯差異。在歐盟，歐盟委員會這個政治機構掌握着話語權，因為單一市場的穩定性，要求各個地方之間不能存在明顯差異。一旦存在較大差異，所有銀行都會將總部設在管理體制最薄弱的國家，並在那裏開展所有歐洲業務。
因此歐盟的巴塞爾協定是通過在整個集團內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或法規來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出一個可能會略微削弱最初巴塞爾協定的約定也就不足為奇了。政客們像往常一樣，對特殊的請求作出了回應。例如所謂的丹麥妥協方案，就包括為擁有保險公司的銀行提供一些豁免。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如果整個事情交由歐洲中央銀行全權負責，歐盟就會像英國計劃的那樣，遵守巴塞爾協定。
自脫歐以來，英國監管機構一直獨攬大權。政府將制定資本規則的權力下放給英倫銀行，雖然有時看似大臣們都對此感到後悔，但我覺得整個體制不太會在這個時點發生改變。
美國的體制乍看或許與英國相似，因為聯儲局掌握着主導權。但與英國央行的理事會不同，聯儲局理事會是會隨政治走向進行調整的，多數成員都反映了執政黨的立場。這也是巴爾當初能夠提出一籃子強而有力規則的原因。但現在布魯金斯學會的孔蒂-布朗（Peter Conti-Brown）認為，在公眾的強烈批評之下，鮑威爾試圖保護的是聯儲局，而非金融體系，他「似乎非常珍視聯儲局在貨幣政策上的獨立性，以至於希望避免在監管政策上發生政治鬥爭」。
這一論點讓人想起德國聯邦銀行長期以來的觀點，即一個獨立的中央銀行，不應涉足銀行監管這種髒活。而時任英國財相白高敦（Gordon Brown），在1997年將銀行監管工作移交給（由我擔任主席的）金融服務管理局時，也是出於同樣考慮。但隨後歐思邦（George Osborne）選擇在2013年扭轉這一舉措。
在中央銀行是否應負責銀行監管這個問題上，辯論雙方都不肯妥協。但巴塞爾終局的走向顯示，要在不同憲政安排下實現全球統一標準將非常困難。
在貝克特的《終局》中，主人翁克洛夫（Clov）非常渴望從混亂中創造秩序。「我熱愛秩序。這是我的夢想。」他說，「我正在盡最大努力創造一點秩序。」這可能是巴塞爾委員會在奮力推銷這份協議時所喊的口號。但正如克洛夫，它可能面臨一些難以克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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