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代人終究要讓位給下一代人一樣，新一代全球挑戰也將取代原有全球挑戰的位置。百年一遇的2019年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危險新病毒隨時可能浮出水面的風險——還遠不是唯一的例子。由氣候變化所導致的極端天氣事件正在產生災難性的後果。資訊技術和數據有時會被惡意利用，或者被用於網絡戰。即使是今天飛漲的糧食價格和日趨嚴重的全球饑餓，也可以被歸咎於未能實現開源技術的廣泛傳播。
我們似乎生活在永久的危險狀態中。危機已不再是僅僅影響少部分人的孤立尾部風險事件。它們更為頻繁、多維且相互依存，而且，因為它們能跨越國家邊界，因此，有可能同時影響所有人。此外，它們牽扯到如此之多的外部因素，以至市場和國家政府都沒有足夠的動力解決它們。
能否解決上述問題取決於能否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但目前所運行的國際體系卻無法足量提供。例如，我們必須在疫情防範和應對、抑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全球共同弊端）領域，進行大規模統一投資，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僅憑一己之力解決當前的危機，更不用說預防新危機的爆發。
重新思考多邊主義的運作方式勢在必行。戰後國際金融架構旨在支援國家政府，以便它們可以提供國家公共產品。但構思能跨越國家邊境提供公共產品的新機構，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當前危機的相互重疊性，為建立全新框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由。洪水和乾旱等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加大了爆發傳染性疾病和水傳播疾病的風險。平均氣溫上升以及降雨模式改變，正在降低對糧食安全至關重要的主糧作物的潛在產量（例如，玉米產量下降了6%）——而對身體健康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糧食安全。2010至2019年，全球陸地表面在任何一個月份遭受極端旱災的比例高達22%，高於1950至1999年期間的13%。
2008至2009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上述危機實際是一種發達國家現象），抑或1990年代末的亞洲和拉美金融危機等此前的突發事件，其本質上均具有經濟屬性，究其原因是由於金融風險的過度累積。當時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手中掌握着解決方案。他們引入了全新金融法規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旨在恢復失去的就業和產出。
相反，當今危機相互依存且在範圍上真正具有全球性，因此，可能造成的影響比以前大得多。不同的是，解決方法不再完全取決於國家經濟當局的能力。有效解決上述問題需要世界各國政府積極領導並採取行動。擬成立的全球健康威脅委員會是這種方法的實例。早期發現疫情威脅，和研發針對已知病原體的群體免疫，就是非競爭性及非排他性全球公共產品的典型案例。
但個別國家納稅人缺少動力提供能使全球受惠的公共產品。此外，我們也不能指望官方發展援助（ODA）或慈善團體完成這項任務。原有的援助金額根本與需求不符。去年官方發展援助總額達到1800億美元，而私人捐助機構則提供了幾十億美元的額外援助。但全球公共產品需求則需要數萬億美元才能滿足。此外，援助預算過分周期性，而且其首要任務也是不斷變化的。但看似緊迫且具有政治吸引力的事務，並不總能與重要的事務相一致，而後者才應當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重點關注。
這解釋了我們為什麼需要引入全新多邊體系的理由。在理想狀況下，該體系的主要因素應當反映提供國家公共產品所需的工具：包括稅收、鼓勵措施和問責制度。
由於全球公共產品需要巨額穩定融資，所以，我們應當重點關注建設全球財政能力，並以支付能力為基礎提供統一資助。當然，同時還需要國家層面的領導，以確保跨政府和跨部門採取充分的對策。
正確鼓勵納稅人及各國政府採取行動並非易事。但絕大多數政府均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依據第4條規則所定期舉行的磋商持重視態度；評估它們如何應對氣候及疫情風險，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同樣，信用評級機構應當拓展其賴以評估政府和企業風險的方法。
世界並未做好準備應對新一代危機。當危機來襲時，與其僅僅關注某特定領域的不足之處，我們更需要了解，我們為什麼完全不擅長提供應對上述全新危機所需的全球公共產品。除非我們能解決上述問題，否則特定問題將不斷出現。例如，如果明天便要爆發又一次疫情危機，那麼我們或許不會比2019年新冠疫情應對得更好。
當前的氣候、衞生和糧食危機應當觸發應對此類威脅所需的全球合作。如果它們做不到這一點，那麼我們必須問一問什麼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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