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發展中經濟體，正準備參與11月將在埃及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7）的鬥爭。此次會議賦予中低收入國家機會，表達它們對承擔大部分氣候成本的合理不滿——也讓富裕國家有機會開始承擔公平的份額。
儘管當今發達經濟體於200年以來已經從排放大量溫室氣體中獲益，但發展中經濟體卻被要求犧牲自己的未來以拯救地球。但如果我們要實現淨零排放，國際社會必須確保能源轉型為低收入國家，尤其是那些處於氣候變化前沿的國家創造機會。
促進增長和應對氣候變化之間緊張的關係，最為明顯莫過於亞洲。儘管地緣政治局勢頗具挑戰性，但由於全新區域協定和不斷擴大的價值鏈，亞洲經濟體已經從新冠疫情中反彈，實現了強勁增長和貿易繁榮。與此同時，許多亞洲政府一直在竭力應對嚴重的城市空氣污染，以及愈來愈頻繁的強風暴和洪水。儘管亞洲在世界範圍內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碳濃度也最高，但全世界100個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城市，也有99個位於亞洲。
實現淨零排放是需要強化國家能力的一項龐大任務。正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份全新報告指出的那樣，它所帶來的問題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挑戰中最為嚴重。擁有巨大碳足跡的落後國有企業和過度投資化石燃料的國有銀行，需要成為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領導者。同樣，政府必須制定和執行使命驅動型政策，準確進行碳定價、鼓勵綠色創新，並逐步以社會和政治上可持續的方式，擺脫依賴石油和煤炭的現狀。
某些國有企業已經開始解決這些難題。自從印度總理莫迪承諾到2070年實現淨零排放以來，國有礦業公司印度煤炭公司愈來愈關注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同樣，中國政府已經指示「五大」國有電力公司帶頭綠化其系統。國有金融機構也正在發生變化：例如，中國進出口銀行採納綠色框架用於其國內業務。
但如果沒有私人企業的重大貢獻，我們便無法實現全球碳中和。雖然私人企業的融資能力通常是此類討論的重點，但更為關鍵的是，它們能為轉型所帶來的技能和技術。但私人企業繁榮需要國家有能力打擊腐敗、加強競爭和保護產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如果國家缺乏足夠的能力，私人企業的力量便十分薄弱。
令人驚訝的是，在包括印度和印尼在內的許多國家，可再生能源研發的任務幾乎完全是由私營企業承擔的。這迅速推動了風能和太陽能的發展，但也造成了國家資助的化石能源行業，以及主要由私人擁有的可再生能源行業之間的矛盾。多元化舉措對加速朝向低碳經濟的轉型至關重要，但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不能破壞私人範疇的積極性。
在新興、發展中和發達經濟體，轉型最具挑戰性的層面是，它需要整個經濟的決策者展開前所未有的協調與合作。為實現這一目標，對任何協調框架而言，關鍵是要制定反映諸多活動真實氣候影響的碳價格。但中國和印度等許多國家一直竭力制定有意義的碳價格，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只能覆蓋少數幾個行業。
但僅靠碳定價並不足以快速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和其他人一直在談論「登月計劃」的重要性——這是一個激發以使命為導向的行業政策千載難逢的政府項目。本着這種精神，新加坡目前正在建立一種框架，促使政府實體與國有金融機構和私人企業密切合作，以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滲透上述機構的共同目標感，對實現這一目標至關重要。
大規模協調工作為國家能力造成了沉重的負擔，而優先關注某些行業和技術，從本質上看是常常容易受到外部影響和監管決定的艱巨任務。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聯合國特使卡尼（Mark Carney）和其他人提議發展夥伴，幫助各國建設對淨零轉型至關重要的國家能力。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等幾個國家，已經推出了此類試點版本的「國家平台」。
不幸的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其國力也最薄弱。國際社會必須支持阿富汗、緬甸、孟加拉和馬爾代夫等脆弱國家，建設向淨零排放經濟過渡所需要的能力。
轉型必須被視為公正才能取得成功。它不能造成貧富國家之間的差距永久化，同時必須超越國家內部的經濟、社會不平等。對工人進行再培訓，並實現寶貴技能從化石燃料行業，轉向可再生能源的項目是關鍵要素。但這需要資金投入和謹慎的執行。
關鍵問題是，亞洲和其他地方的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必須開發自身的「登月計劃」。共同繁榮的積極願景必須推動更為綠色的替代品取代污染技術。實現淨零排放經濟，對緩和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至關重要。但如果發展中國家認定自己將會被遺留在後面，它們永遠不會一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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