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主要依靠威懾實現地緣政治穩定的世界裏，但如何才能證明威懾是有效的呢？
以歐洲當前這場戰爭為例，美國總統拜登從2021年12月便開始警告俄羅斯總統普京，一旦入侵烏克蘭必將附加多項嚴厲制裁，但並未取得任何效果。之後當美國及其歐洲盟友通過向烏克蘭供應武器挫敗俄羅斯的計劃時，普京開始揚起手中的核選項，但西方援助依然有增無減。
這麼威懾究竟是失敗還是成功了？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它需要評估在不存在威懾的情況下，會發生些什麼。如果我在門前掛一個寫着「禁止大象進入」的牌子，而屋內確實沒有大象，那是否就算遏制了它們？答案首先得取決於是否存在會認字的大象。
烏克蘭戰爭顯示，風險的減少並不總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往往是一個程度問題。也許期望看到一個鬆散西方聯盟的普京相信制裁會失效，但卻至今不襲擊北約國家的供應線。儘管普京不斷揮舞核大棒，西方仍繼續武裝烏克蘭，只是一直不願提供更遠程導彈系統或先進戰鬥機。
可信度是威懾發揮作用的關鍵：威脅作出最大限度的反應，以捍衞一個微小利益，會損害這一信譽。這在一個核大國承諾擴大其保護傘，以保衞一個遙遠國家時，便顯得尤為明顯。
在冷戰期間，美蘇雙方分別將其核威懾力擴展到西歐和東歐。雖然一些分析家對美國是否會冒紐約毀滅的風險，以保衞西柏林這塊孤立飛地持懷疑態度，但這種威脅還是奏效了，部分原因是美國軍隊駐紮在那裏。即使所謂的柏林旅規模小得根本無力抵禦蘇聯入侵，但它確保了對該城市的核打擊將導致美國人傷亡（與此同時美國派駐歐洲的部隊——包括核部隊和常規部隊——對蘇聯於1956年在匈牙利或於1968年在捷克的軍事干預行動，都無法構成一種可靠的威懾。）
這段歷史與當前的朝韓局勢同理——北韓擁有核武器而南韓仍受《核不擴散條約》的約束。近期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超過70%的南韓人贊成本國發展自有核武庫。相反，當南韓總統尹錫悅在4月與拜登會面時，雙方同意美國將在朝鮮半島附近部署一艘核潛艇，並與南韓就核武和戰略規劃進行深入磋商，這與美國在冷戰期間與北約盟國的約定相似。
在這個例子中，美國延伸威懾的可信度，就像在柏林那樣通過在南韓駐紮的2.85萬名美軍而得到強化。這兩個國家被綁定在一個「命運共同體」（community of fate）中，因為北韓無法在不殺傷美國人的情況下攻擊南韓。美國在日本的前沿基地也提供了同樣的保證。這就是為何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經常思前想後的，要從日韓等地撤軍是如此具破壞性。
特朗普的總統任期也凸顯了核恐嚇和賄賂的無效性。當北韓在2017年成功試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後，特朗普威脅說將向其傾瀉「前所未見的火與怒」但毫無效果。接下來他嘗試展開直接外交，並在2018年與北韓獨裁者金正恩會面後——這是北韓長期尋求的外交政策目標——草率地預言後者的核武計劃將迅速終結。不出所料北韓並未解除核武裝，因為在金正恩看來，他個人的聲譽以及金家王朝的命運，都仰賴於核武器。
而台灣（中國將其視為自身領土）的狀況，則體現了不斷變動的環境，是如何考驗那些經過歷史驗證的威懾戰略。當美國總統尼克遜和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在1972年為恢復中美關係舉行會談時，兩人對台灣的地位持有不同看法。最終雙方設計了一個方案延後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承認「一個中國」，意指大陸的人民共和國，但認定台灣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同時根據《台灣關係法》向台灣提供武器，但不承認它是一個主權國家。
多年以來美國都拒絕明說會否保衞台灣。當我作為隸屬克林頓政府的五角大樓官員，訪問北京時，接待我們的中國人問我，美國是否會為台灣開戰。我回答說沒人能確知，並指出儘管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1950年1月12日的講話中，並未將南韓納入美國的防禦範圍，但美國僅在6個月後便加入了韓戰。基於威懾理論家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謂的「留有餘地的威脅」，我警告中國不要試探我們。
有些人稱之為「戰略模糊」的政策，可能更應當被描述為「雙重威懾」，其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中國對該島動武，也是為了勸阻台灣在法律上宣布獨立。如今一些分析家擔心，這一戰略正隨着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和美國訪台議員人數增加而被削弱。拜登曾在4個不同場合表示，美國將保衞台灣，但白宮每次都以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聲明收尾。在這種情況下引導走向一條避免示弱或挑動事態升級的路徑，對避免全面戰爭具有決定性意義。
歷史提醒我們，評估一種威懾手段成功與否，或許是相當困難的。諸如可信度等一些因素，對實現預期結果至關重要。但隨着威懾的困境不斷演變和增加，研究該戰略的局限性對於尋找一種有效手段來說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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