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去年《降低通脹法案》的頒布，美國全面加入了世界其他先進經濟體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列。該法律授權大幅增加支出以支持可再生能源、相關研發，以及其他優先事項，如果對其效果的估算能大體實現，對氣候的影響將會是極其巨大。
當然該法律的設計也不盡完美。任何經濟學家都可以起草一個能明顯創造更多收益的法案。但美國的政治紛繁複雜，成功與否必須依據可能實現的情況衡量，而非一些崇高的理想。儘管《降低通脹法案》並不完美，但總比沒有好得多。氣候可不會待美國處理好本國國會事宜才變化。
連同去年旨在支援投資、國內製造和半導體及一系列其他尖端技術的創新的《晶片和科學法案》，《降低通脹法案》為美國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它超越了金融領域而將焦點放在實體經濟上，而這應當有助重振各類滯後行業。
那些只關注《降低通脹法案》不完美之處的人，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種傷害。他們拒絕正確看待這個問題，只是在協助和教唆那些希望我們繼續依賴化石燃料的既得利益者。
這些反對的人主要是一些新自由主義和不受約束市場的捍衞者。我們可以將過去40年的增長乏力、不平等加劇和對氣候危機的不作為，歸咎於這些意識形態。它的支持者總是激烈反對《降低通脹法案》這類產業政策，即使經濟理論的新發展已經解釋了，為何必須推出這種政策以促進創新和技術變革。
畢竟東亞經濟體正是在某程度上利用產業政策，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實現了經濟「奇跡」。此外美國本身也長期受惠於這些政策——儘管這些政策通常隱藏在國防部，而國防部則協助開發了互聯網甚至是第一個瀏覽器。而美國全球領先的製藥業，也同樣構建於政府資助的基礎研究之上。
美國拜登政府公開拒絕兩個新自由主義核心假設的做法，應該受到讚揚。正如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最近所說，這些假設是「市場總會有效地分配資本」及「增長的類型不重要」。一旦人們認識到這種假設前提存在多麼大的缺陷，將產業政策列入議程便是順理成章之事。
但當今許多最重大的問題都是全球性的，因此需要國際合作。即使美國和歐盟能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但僅靠它們也無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世界其他地區也必須這樣做。
不幸的是，先進經濟體最近的各項決策，都不利於推動全球合作。以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看到的疫苗民族主義為例，當時富裕的西方國家把疫苗和製造疫苗的知識產權囤積在自己手裏，將製藥企業的利潤置於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數十億民眾的需求之上。隨後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致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地區的能源和食品價格飆升，而西方國家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幫助。
更糟糕的是，美國調高利率導致美元對其他貨幣的滙率上升，加劇了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西方在這方面也同樣沒有提供什麼實質幫助——只是口頭聲援而已。儘管二十國集團此前已就世界上最貧窮國家暫緩償付債務的框架達成一致，但真正要做的其實是債務重組。
在此背景下《降低通脹法案》和《晶片和科學法案》很可能強化了這樣一種觀點，即發展中世界要面對雙重標準——法治只適用於貧窮弱小國家，而富國和強國則可以為所欲為。數十年來發展中國家一直對阻止它們補貼自身新興產業的全球規則感到不滿，而實施該規則的理由則是，這樣做會使競爭環境出現傾斜。然而西方擁有所有的知識和知識產權，並毫不猶豫地盡可能囤積它們。
如今美國對傾斜競爭環境行為持有更加開放的態度，而歐洲也準備這樣做。儘管拜登政府聲稱仍然致力於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作為其基礎的共同價值觀：公平競爭、公開、透明和法治」，但這都是些空談。美國依然不讓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構任命新法官，進而確保該機構無法對違反國際貿易規則的行為採取行動。
世貿組織本身當然也存在諸多問題，而我多年以來也呼籲，大家注意其中許多問題。但正是美國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盛時期付出了最大努力去塑造現行規則。試問一個制定規則的國家，為了方便自己行事而背棄規則意味着什麼？如果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以類似的方式，公然無視知識產權規則，那麼在新冠疫情期間將有數以萬計的生命被拯救。但它們知道自己無法承擔這樣做的後果，因此並未越過這條界線。
美國和歐洲通過實施產業政策，公開承認了規則需要改寫——但這需要時間。為了確保中低收入國家在這期間不會變得日益（且合理的）憤恨，西方政府應該建立一個技術基金，以幫助其他國家與它們在國內的支出規模相匹配。這最少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公平競爭，也能促進我們在應對氣候危機和其他全球挑戰時所需要的全球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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