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擔心，今年11月6日至18日在這裏（沙姆沙伊赫）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成為世界當前地緣政治緊張和經濟挑戰的意外犧牲品。我認為恰好相反：COP27代表了一個獨特而及時的機會，讓世界走在一起，認識我們的共同利益，恢復多邊合作。
氣候變化造成的人力成本幾乎每天都成為頭條新聞。全球變暖不再是遙遠的或理論上的威脅，而是直接的物質威脅——一種影響我們每個人、我們的家人和鄰居的現象。更頻繁、更嚴重的乾旱、野火、風暴和洪水對，所有社會都造成了傷害。數百萬人已在為生存而戰。
相對工業化前水平，溫度僅上升了攝氏1.1度。正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所明確指出的，每增加0.1度，情況就會變得更糟。然而，避免災難所需的改變並沒有作出，至少進行速度不夠快，而這場危機的責任絕大部分應由富裕國家承擔，它們拒絕承擔責任引起了發展中世界的日益不滿。。
但有理由抱有希望。在我與世界各地代表團的討論中，我看到了他們使COP27取得成功的決心。社會已經開始採取行動。氣候適應和新形式的合作正在起步，對氣候技術的投資正在興旺。這包括新的碳去除技術、電力運輸解決方案和可再生能源。因此，清潔能源價格不斷下跌：2021年二十國集團（G20）國家新增可再生能源中，有近三分之二成本低於最便宜的燃煤能源。我的國家埃及，有望在2035年之前從可再生資源中獲取42%的能源。
與此同時，民間社會正在設計讓公司和政府承擔責任的機制，防止漂綠（greenwashing），確保公平轉型。恢復自然成為了新的焦點。
我們需要更大的雄心、規模和速度，而規則仍然不明確或有爭議。但開弓沒有回頭箭。即使在承諾似乎動搖的國家——例如投資化石燃料基礎設施——官員們也堅持認為，眼前的挑戰所必需的權宜之計措施，不應被誤認為是長期戰略。沒有人質疑綠色前途。
對於我們這些將參加COP27的人來說，問題很簡單：我們如何才能抓住會議提供的機會，營造共同努力的意識，防止倒退，激發基於科學、信任、公平和平等的方法？
從本質上說，氣候行動是協議。發展中國家真誠地同意幫助解決並非由它們引起的危機，但條件是獲得支持——尤其是財政支持——補充它們自己的努力，這些努力往往因資源稀缺和競爭性發展需求而保守掣肘。發達國家必須通過支持減緩和適應，履行他們在《巴黎協定》中設想的責任，信守協議。
在減緩方面，我們必須從言詞轉向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大氣中清除碳。所有國家都必須提出更雄心勃勃的國家自主貢獻，然後將這些承諾轉化為計劃。我們必須現在採取行動，確保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適當的資源以釋放潛力。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制定一個轉型適應議程，以便社區——尤其是在氣候脆弱地區——能夠保護自己免受勢所難免的影響。該議程的成本必須公平分擔。
迄今為止，氣候融資過多地被用於減緩，發展中國家在為適應投資提供資金時主要靠自力更生。但即使是為緩解提供的資金也遠遠不夠，也還沒有通過適當的工具提供。
2009年，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氣候行動提供1000億美元。根據《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金融常務委員會的資料，這只佔所需的超過5.8萬億美元（到2030年）的一小部分。而就連這一數額也未能實現。與格拉斯哥COP26上的承諾相比，我們需要在COP27上增加資金承諾的規模——尤其是在適應方面。
發達國家還必須兌現他們去年作出的，到2025年將適應融資翻一番的承諾，並應為綠色氣候基金的新增資提供所需保證。
現在是解決未引發氣候危機的國家所遭受的損失和損害的時候了。這仍然存在爭議，但我相信我們可以建設性地處理它，以發展中國家的優先事項為指導，造福所有人。
公正的過渡必須考慮各個地區的需要。例如，非洲國家原則上承諾採用可再生能源，不開發化石燃料資源。但非洲的6億人——佔整個洲人口的43%——目前缺乏電力，約9億人無法獲得清潔烹飪燃料。氣候行動協定要求以可持續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並滿足非洲總體發展需要。
必須通過精心設計的一籃子行動，而不是通過零碎的措施，解決這些當務之急。它們是公正轉型的支柱。如缺任何一個根支柱，整個體系便會倒下來。
在2015年巴黎COP之前，幾乎沒有人相信會達成協議。然而，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聚首一堂，通過技巧和毅力，達成了一項開創性的協定。2022年，我們面臨更大的障礙，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地掃除它們。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將迎來一個清潔能源、創新交流、糧食和水安全，以及更大的氣候正義新時代。
儘管這一挑戰令人生畏，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直接面對它。我們必須相互協商，因為氣候無法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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