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0年代至201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饑餓人口都在下降。但是，儘管糧食產量創出歷史新高，這一趨勢正在逆轉，2021年全球約有8.28億人受到饑餓影響，較2020年增加4600萬人，較2019年增加1.5億人。
這個問題不僅限於低收入國家。在英國、南非和巴西等較富裕國家，大量人口無法滿足他們的基本營養需要。我們最近的研究顯示，不平等的糧食系統和普遍的饑餓，可能成為新常態。
在世界第六大經濟體英國，約七分之一的人在2022年9月經歷了糧食貧困，全國有2000多家食物銀行在營運；而在約十年前只有不到100家。
在巴西，貧困和糧食不安全在2010年代初降至最低水平。但近年來，由於始於2014年並在2015年加深的經濟衰退，這一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逆轉。經濟危機恰逢政治動盪時期，並被政治動盪所放大，導致前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seff）在2016年被彈劾。
當巴西前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於2019年就職時，他的政府沒有努力減少饑餓或貧困，新冠大流行很快加劇了兩者。到2022年，估計有1.25億巴西人（佔人口的一半以上）面臨一定程度的糧食不安全，其中3300萬人生活在饑餓中。黑人和棕色人種社區、婦女領導的家庭和有幼兒的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
與巴西一樣，我長大的南非饑餓問題植根於歷史遺留問題，儘管憲法明確承認人們有權獲得充足營養，但糧食不安全依然存在。2018年至2020年期間，近45%的人口經歷了中度或極端糧食不安全，是同期巴西的兩倍。
我們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世界人口而且綽綽有餘。那麼，出了什麼問題，如何解決呢？
第一個問題是，政府仍然不願意採取行動。在英國，缺乏解決日益加深的不平等現象的政治意願，該國不完善的福利制度，迫使食物銀行和慈善機構收拾殘局。只有當饑餓水平的上升開始使政客失去選票時，這種情況才會改變。
在南非，民間社會組織和媒體，正在努力提高人們對糧食不安全的認識，並追究政府的責任。例如，自2022年3月以來，網上報章《特立獨行日報》（Daily Maverick）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南非饑餓的文章，標題為「糧食正義」。該國的許多非政府組織，如贈予者的禮物組織，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其他團體向政府施壓要求其履行其確保食物權的使命。這些努力當然指明了正確的方向，但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全世界都熟悉的問題：指摘受害者，就像英國政客聲稱，人們使用食物銀行是因為他們無法烹飪或管理家庭預算一樣。這是不準確的，也無濟於事：結構性差異和權力失衡，而不是個人選擇，正在造成糧食不安全，對小農、邊緣化群體和婦女的打擊最大。
為了克服基本的系統性饑餓和貧困，最容易受到糧食不安全影響的人群，必須成為創建更平等的糧食系統，以改善其營養獲取和生計的措施的中心。這意味支持考慮邊緣化群體需要的社區主導的舉措。還必須制定針對歷史不平等現象的地方和國家政策，確保將饑餓者納入各級決策。
英國城市布萊頓（Brighton）和霍夫（Hove）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社區團體和政府官員如何共同努力解決饑餓和貧困問題。通過使用「全系統」方法，即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門（包括衞生、規劃和交通部門），與校園廚房和社區組織合作，該市得以改善獲得健康食品的機會，降低兒童肥胖率。此外，自2006年以來，連續的糧食和糧食貧困戰略，使利益相關者能夠確定相關問題，並根據需要調整計劃。這種長期願景，加上不僅限於食品組織的跨部門方法，是該市成功的關鍵。
歸根究底，協調行動對於創造更公平的結果至關重要。我們需要質疑糧食系統如何運作，以及誰從中受惠最大。研究人員、活動家和慈善機構，必須與地方、國家和全球領導人合作，糾正食品生產、加工、分配和消費中的結構性缺陷。
在一個為每個人生產了足夠多食物的世界裏，我們永遠不應該接受饑餓是生活中不可改變的事實。沒有人應該擔心他們的下一頓飯來自哪裏，乃至還有沒有下一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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