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最新科學評估清楚地表明，在全球變暖問題上不採取行動的代價正在迅速上升，而對這個問題沒有任何責任的較貧窮國家受到的影響不成比例的大。但經常被忽視的是，氣候行動本身也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產生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學者和央行官員常常提到兩種與氣候相關的金融風險：「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實體風險是排放濃度增加的結果，而轉型風險可能源於技術衝擊以及主要經濟體引入氣候政策和法規。
1850年至1990年間，美國和歐洲累計佔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5%。如今，它們貢獻了約50%，而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佔比愈來愈大。鑑於這段歷史，美國和歐洲必須採取大膽的行動解決氣候問題，為世界快速增長的排放國開闢道路。
美國、歐盟、中國和印度加起來佔全球GDP的55%以上。作為全球生產和消費模式的主要驅動力，他們的行動往往會「溢出」至其他國家。因此，猛然在這些主要經濟體之一引入旨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政策和法規，可能不僅會導致實物資產（如石油鑽井平台）被擱置，還會波及工人和社區。屆時，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可能會面臨財政和金融動盪。
雄心勃勃的以清潔能源替代化石燃料的氣候政策，只有在降低這些「轉型溢出風險」的情況下，才能使所有人受惠。這需要各國之間的協調，以及對歷史遺留下來的化石燃料行業的工人和企業家針對韌性、適應和調整支持作大量投資。
每當一個國家的氣候行動，對出口化石燃料或高碳商品的商業合作夥伴的國際收支和公共債務，造成負面衝擊時，就會出現轉型溢出風險。儘管巴黎氣候協定承認了溢出效應，但對這種形式的氣候風險，以及如何減輕它的研究卻很有限，在追求公正轉型方面留下了一個重大盲點。
幸運的是，氣候、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組（Task Force on Climate,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我們都是其中的成員）的新研究，旨在填補這一知識空白。在工作組的首篇技術論文中，我們研究了歐盟提議的碳邊界調整機制 (CBAM) 的影響。我們估計的上限是，它會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和福利產生不利影響。
例如，隨着CBAM的全面實施，莫桑比克經濟可能收縮2.5%，俄羅斯收縮0.6%，印度、埃及和土耳其各收縮近 0.3%。因此，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收入和福利不平等可能會惡化，進一步削弱一些低收入國家的脫碳能力。
另一項研究考察了中國的碳定價（與綠色金融體系網絡（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提供的情景一致）將如何影響印尼，後者作為新興市場，與中國經濟有密切貿易聯繫。作者的結論是，中國淘汰煤炭將減少對印尼煤炭的需求，對印尼的國際收支平衡、財政狀況和公共債務產生不利影響，因為對於印尼國內經濟至關重要的礦務行業將導致資產擱淺。
這些發現並不是氣候不作為的藉口。但他們確實強調了加強國際協調的必要性。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方式必須與維護金融穩定、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促進國家內部和國家間平等相一致。
作為唯一負責維護金融穩定的全球性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帶頭管理轉型溢出風險。作為其全球和雙邊監督職能的一部分，它應該幫助成員國識別短期和長期風險的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與世界銀行和其他發展金融機構合作，幫助各國調動所需的國內外資源，以實現經濟脫碳並保持財政和金融穩定。
即使如此，一些國家也將無可避免地遭受意想不到的後果。在這些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避免對其融資計劃附加繁重的條件，包括那些已被證明會加劇貧困和不平等、阻礙長期增長的條款。更好的選擇是依靠新機制，例如擬議的韌性和可持續性信託（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Trust），其將提供短期融資（無繁重條件並且利率優惠），幫助解決國際收支平衡和轉型溢出風險帶來的流動性挑戰。或者，由CBAM和國內碳稅融資的「平等脫碳基金」，也可用於支持化石燃料資源國的脫碳。
我們現在正處於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十年。未來的經濟穩定、增長和人類福祉很可能取決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否扮演全球氣候政策協調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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