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願意在2022年負責制定貨幣政策？從世界各地正在進行的激烈經濟和政治辯論來看，針對中央銀行行長的自由狩獵季節似乎已經開啟：四面八方的槍口都對準了他們。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和他的同僚們，被指摘未能在去年發現通脹威脅的早期跡象。直至去年秋季他們還認為物價上漲是「暫時性的」。但隨着當前美國年度通脹率逼近雙位數，這個看起來是個相當差勁的判斷。如今聯儲局已經承認自身的錯誤，並正在上調利率，許多人又指摘它扼殺了疫情後的復甦，致使股票和債券市場崩盤，並催生了經濟衰退。
歐洲央行仍未開始加息——儘管預計它將在7月這樣做。歐洲央行被指優柔寡斷，並因暗示可能逆轉量化寬鬆政策而播下了新一輪歐羅區危機的種子。意大利和德國國債收益率之間的差距已經大幅擴大，威脅到南歐地區的財政穩定。各方已經承諾要推出一種制止歐盟分裂的武器，但該武器目前依然停留在藍圖階段。
英倫銀行面臨的指控書內容與美國聯儲局相近，還額外增添了一些內容。一些人指摘英倫銀行行長貝利（Andrew Bailey）將物價飆升的原因歸咎於外部因素——烏克蘭戰爭和能源短缺。英倫銀行也被指摘為「小集團思想」：其貨幣政策委員會的4位外部成員中的3位，已經兩次投票贊成提高利率，但都被英倫銀行的5位內部人士否決了。
日本央行的處境則有所不同。批評者指摘它毫無作為，還促成了日圓外部滙率的大幅下跌。
這很容易讓人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今的央行行長無論做不做事都會招來咒駡。也許他們對此泰然處之就能渡過這場風暴。1980年代初，時任聯儲局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是美國的頭號公敵——當時他以兩位數的利率，將石油衝擊催生的通脹擠出了經濟體。誰知後來他卻備受崇敬並被尊為國家財富，歷屆總統都會在發生金融緊急狀況時向他問計。
但中央銀行家們最好不要認為，自己的聲譽會自動恢復且一切如初。我們生活在一個比1980年代更富爭議的時代。公共機構更頻繁地受到挑戰，並遭到對其早已不那麼心懷敬意的立法者圍堵。
當另一位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平（Alan Greenspan）告訴國會，他已經「學會了語無倫次地喃喃自語」，這被視為是一句機智的俏皮話。但如今這樣的話可就不那麼中聽了。以沉默寡言為榮已不再是一種時尚，在過往很長一段時間裏，公開批評一個獨立的中央銀行並不是體面的做法，而現在這些政治家們往往會毫不忌諱地這樣做。聯儲局和歐洲央行分別在國會和歐洲議會遭遇了實力雄厚的批評者。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其中一位最親密的政治盟友，就曾要求英倫銀行行長貝利下台。
此外前央行行長們也加入了批評者的行列。如聯儲局前主席貝南奇（Ben Bernanke）就打破了不責備繼任者的不成文規定，表示當今聯儲局對通脹的遲緩反應是個「錯誤」。貝利的直接前任金默文（Mervyn King）和卡尼（Mark Carney），也加入了戰團對英倫銀行的政策提出質疑。中央銀行兄弟會的架構正在崩潰。
那這種反對意見是否會滙集成一股力量？它能否凝聚成一個條理清晰的批評，也許因此引發對中央銀行獨立性和通脹目標制定的重新思考？
儘管各大央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表現並不搶眼，但荒謬的是它們卻在危機爆發的餘波中成為了最大贏家。雖然貨幣政策制定者出現了種種失誤，但世界各國政府卻賦予了他們新的權力和責任——尤其是在監管領域。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大。
但目前存在一些不祥衝擊的跡象，這被包含在兩本挑戰近幾十年來政策正統觀念的著作中。雖說兩隻燕子四處飛舞並不能說明夏天來了，但它們確實讓人有理由懷疑天氣是否即將改變。
在《時間的代價》（The Price of Time）一書中，錢瑟勒（Edward Chancellor）對中央銀行過去15年間採取的政策進行了全面抨擊，認為中央銀行家們一心一意關注消費者物價通脹，並忽視資產價格的做法，破壞了投資和增長，以極低的利率製造了金融不穩定，並通過量化寬鬆擴大了不平等。錢瑟勒認為，我們需要認真地重塑這種模式。貨幣當局需要制定不同的目標和加強問責。
而倫敦經濟學院的金融學教授丹尼爾森（Jon Danielsson）則更為關注權力的過度集中。在《控制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Control）一書中，他認為讓中央銀行負責金融穩定是一個錯誤，因為它們面對的是「一個複雜且定義模糊的政策領域，人們對該領域的問題和目標都缺乏明確的共識」。因此這項事業註定要失敗。為此需要建立某些肩負更直接政治責任的獨立機構，以完成這個任務。
這些批評意見可能被誇大了。但它們提出了各中央銀行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語無倫次的喃喃自語並不能解決這些挑戰。貨幣政策制定者需要更有效地組織自己的防線，不應認為中央銀行獨立性就是貨幣歷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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