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10年期債息在去年末再次上升，由9月開始計算已漲逾1厘。美元亦隨之上揚，美滙指數由100攀至108，當地通脹回落到3%左右之後，沒有繼續下跌。
當然，各大央行的2%通脹目標其實只是個約略指標，學術上也沒有太充足理據說明2%一定優於2.5%或3%。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打擊通脹，令通脹由超過10%下跌到4%之後，隨後也盡量寬鬆，讓經濟重拾活力。但是最近公布經濟數據，通脹似乎醞釀升溫。而且特朗普在1月20日一上任美國總統，似乎就會大幅增加關稅，通脹壓力亦會加劇。
關稅對通脹的影響需要好幾個月消化。少量需求堅固、對價格不敏感的貨品，也許可以把新關稅全數轉嫁給消費者；如果是其他商品或服務的零件，卻會牽連下游的產品和服務亦需修訂售價，結果就要好幾個月才能完全反映。
加關稅旨在填補減稅損失
更多的情況是，貨品有一些替代品或替代產地，但這些本來都非性價比最高的選擇。例如，某零件八成採購自產地A，自然是因為巿場操作下，來自產地B的替代品競爭力較弱。如果加了產地A關稅10%，巿場就可能轉用產地B的產品。由於產地B的替代品未必貴10%，所以實際上對民眾的影響就會比關稅10%少了。
當然，不同產地的出品，就算大家都跟從單一國際標準，實際上品質還是會有分別。不選用產地B的產品，未必只因為表面價格因素。例如產地A的機件可能信譽良好，大家都相信可以連續操作兩年；而產地B的機件售價雖然只是一半，但可能普遍只運作半年。那麼，對需要持續運作的工廠來說，產地A的機件能運作4倍時間，單價即使貴一倍，其實平均成本也只是產地B的一半。
今次更難分析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因政策並非只源於貿易矛盾或扶持本國工業，而是他希望透過關稅去增加聯邦政府收入，從而容許他進一步減免美國的個人及公司的收入稅。本來，過去百餘年，世界潮流是逐步走向收入稅，因為透過累進稅制，高薪一族和大企業可以承擔更多稅負，有利促進社會平衡。而關稅或正式消費稅都是間接稅，收入愈低，衣食住行等消費就佔了收入愈高的比重，結果間接稅往往使普羅大眾的稅負更高。
但由三四十年前的香港、新加坡，再到近年的愛爾蘭，以至這10年冒起的中東經濟中心，直接稅率在20%以下，似乎又能吸引大企業及家族進駐和發展，因此，低稅制對歐美亦很吸引。這些政府財政預算動輒佔了國民收入四成以上，如何以低稅收維持高開支，就成為了右派近年思考的問題。
當然，近年阿根廷的做法最極端，乾脆大砍政府預算就好了。不過，美國聯邦政府要減亦非容易，因此關稅就成了目標。
美國聯邦政府預算超過6萬億美元，而所有外貿也只有不足3萬億美元。多徵全球10%關稅，縱使外貿不萎縮也只能多收數千億美元。因此，月底那一輪的關稅，似乎只是一系列計劃的第一步而已。
面對這種不確定性，美元減息的速度將更低，連帶港元也會在「息口高原期」繼續徘徊了。
作者為安泓投資的投資總監，亦為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席副教授。他為《信報》/信網撰文，與讀者分享投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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