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樂！
上周提及了伴隨着2024年而來世界格局的兩大轉變。
第一，選舉民主國家須面對民眾對經濟平穩發展的期望，若抵受不了「洪爐火」，只會被時代淘汰。同樣道理也能套用在非選舉主導的政權上。德黑蘭在以巴衝突上異常克制，反映在外憂內患下，新上任的「改革派」總統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務實地集中精力，扛着保守派步步進逼的壓力，把施政重點放在本土經濟發展，釋放民營企業生產力。敍利亞獲勝的反抗軍領袖夏拉（Ahmad al-Sharaa）宣布要4年時間準備選舉，同時提出把轄下武裝分子「國家化」，從而減低支持原總統巴沙爾（Bashar al-Assad）的阿拉維派（Alawite）等少數族群的焦慮。
第二，中東重新成為世界地緣博弈的主要導火線。12月23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公開表示，以巴衝突為以色列「提供了機會……把《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範圍進一步擴大」，從而強化與「溫和阿拉伯國家」復常與合作。此協議乃特朗普任內透過女婿及重要幕僚推動，包括以色列、阿聯酋、蘇丹、巴林、摩洛哥在內的重大外交突破。當時以色列有意分化阿拉伯陣營，而阿拉伯世界中參與在內的國家，則視以色列為關鍵的科技與金融夥伴，寧願放下歷史宗教分歧，也要給白宮「送禮」。如今特朗普強勢回歸，相信其家族與沙特藕斷絲連的利益來往必然會拉動美沙關係再度回暖。與金磚國家大跳「曖昧探戈」的利雅德，則有可能趁着以巴衝突年內降溫（卻不會停息）而加快加入《亞伯拉罕協議》的進程。
三、 新興科技與政商利益版圖相互結合
今期且讓我們繼續探討第三與四點。
俗語說一山不能藏二虎，筆者去年11月初預測特朗普與馬斯克兩者之間必然會因各自的傲慢自大，有可能於2025年內出現嚴重摩擦，令馬斯克分治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出師未捷身先死。結果數個月過去後，發現特朗普無論是在外交還是本土政策上，都暫時與馬斯克保持相對一致，更在關鍵的移民議題上，與以白人優先主義者班農（Steve Bannon）為代表性人物的MAGA社會極保守派出現分歧。事緣馬斯克本身主張放寬高技術人才H-1B簽證申請過程，卻招來極大異議，指他「出賣美國本土人」。特朗普隨即「打倒」昨日的他，公開表明支持H-1B簽證，反映出其第二任初期中新興科技派（馬斯克以外，也包括科技界前對手拉瑪斯瓦米，以及掌控大量新興情報科技企業主宰權的提爾）日益加重的影響力。這些人士代表着傳統軍工複合體以外的後起之秀，一直以來皆被民主共和兩黨的「建制派」拒在大門外，美國大選是次「基督山恩仇記」讓他們趁勢而入。
然而，隨着共同敵人民主黨大敗，特朗普能否團結眾多以「針對自由派」作唯一統一基礎卻各懷鬼胎的派系？雖然現時就斷定其管治聯盟將崩塌乃言之尚早且言過其實，但這分裂若處理不慎，則有機會構成龐大後遺症。
除了擔心人工智能對人類會構成「生存性風險」（existential risk）的馬斯克以外，特朗普身邊大多數新興科技企業家普遍認為，美國政府應當全面撤銷針對科技巨頭的監管，推翻民主黨及部分共和黨議員所引入的各種監管條例，讓美國能All-in尖端科技發展，在包括人工智能（AI）、再生能源、納米衞星科技等領域上全面加速，從而最終壓倒性擊敗中國。中美兩國看來皆深受當年美蘇在冷戰對決情意結所影響，讓其認定「誰主宰着科技優勢，便能左右地緣政治格局」，然而我們千萬不能忽略過度側重工業政策、傾斜單一行業發展所帶來的反效果。
隨着世界各國（不只中美歐等地）皆有意在AI競賽中力爭上游或起碼「追落後」，建立基本話語權，包括輝達（Nvidia）、AMD、英特爾（三巨頭中有二的CEO為美籍華人）在內的晶片巨頭，與傲立AI界的Alphabet、Anthropic、Google、IBM等，在國際政商界影響力只會逐漸增加，發展出類同中小型宗主國的政治議價能力，足以影響主權國本土政治。馬斯克於德國報章投稿支持競逐2月底國會選舉的極右政黨，正反映出科技巨頭在世界各國的滲透及干擾能力。英國保守黨前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最為出眾的政治遺產，可說是其對AI研發的支持，以及把英國塑造成「AI治理研究之都」的定位，這也符合其背後那些依靠數據及智能科技謀財的投資者金主利益。
當然，科技企業家「干政」會否招來傳統政客的反噬，還看本身治理體制的韌性。如朋友張湖月在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一書指出，中國當局極為關注科技巨頭崛起對勞動市場、基層人口、行業競爭性、政治穩定等所構成的負面影響，故在2021年至2023年間「下重藥」根治行業壟斷的禍害。然而拿捏監管力度與方向就好比走鋼線一般，如何在確保社會秩序與整體利益之際，依然保障市場機制與企業合法利益，從而鼓勵更多的創業家與投資者對中國抱持長期信心，此乃棘手而關鍵的「時代之問」。無論是中國、美國、東盟還是中東，各經濟體的市場與政府能否在「河水不犯井水」的大原則下，共同攜手合作？
放假時，我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與前任Google CEO施密特（Eric Schmidt）、科技家蒙特（Craig Mundie）所著的Genes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pe, and the Human Spirit看了一遍。當中部分邏輯稍欠嚴謹，推論有些少天馬行空，有可能讓部分讀者以為任何領域「+AI」後，便可解決大量令人類束手無策的難題。事實上，固然部分先進AI模型確實具備歸納（inductive）及抽象化（且稱為abstractify）的能力，並通過半監督或自監督訓練，把不完整的數據點轉化成具高度準確度的運算法。然而，要把AI有效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賦權其作出關鍵道德及司法審判，或就着蘊含高度主觀性而難以「學習」的判斷作出決定，又或是就着新能源載體及太空探索進行有效的產學研分析，皆絕非中期內輕易能達成之事。若發展AI的過程過於冒進，把煞車按鈕拔掉，更有可能觸發人類與AI「不對齊」（non-alignment）的風險。
四、 俄羅斯輪盤下，中美關係鬥而不破，經濟活力將是競爭決勝因素
基辛格臨去世前，曾多番就AI治理向太平洋兩岸喊話，希望中美政府能攜手應對這前所未見科技所帶來的風險與挑戰，筆者對此深表敬意。從二軌外交角度來說，中外人工智能合作必然是首要任務之一，而香港更有必要背起重任擔當橋頭堡。正因如此，在拜登政府任期中段，筆者曾倡議我們向OpenAI極力游說與爭取，把香港納入他們所服務的版圖中，從而善用「兩制」賦予我們的有機差別。當然，OpenAI領頭人Sam Altman及背後金主對中國排斥與敵意漸增，讓此舉難以落實。
特朗普回巢，我們固然不能放棄在中美博弈中捍衞「兩制」差異，但也要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位候任總統上月中對外宣稱「美中可共同解決世上任何問題」，一邊向中方伸出探索性橄欖枝，一邊卻威脅向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夥伴徵收更高關稅，更有可能於2025年正式設立戰略比特幣儲備，意圖與在挖礦上具備天然優勢的俄羅斯及中國分庭抗禮。對此，北京應當有三手準備：一，持續堅持高度單邊性開放，穩定與日本、印度、南韓、菲律賓四大鄰國的關係，嘗試與歐洲各大國年內新上任的政府築底重建互信；二，繼續深化與美國州城及民間的接觸，讓當地人民能親身體驗到最真實的「中國故事」；三，把經濟增長與企業發展置於首位。中美競爭中最終「獲勝」者，將非透過軍事武裝能力，也不是單純的文化軟實力，而是金融實力與經濟活力，去證明予世界：自身模式走得通，也可走得遠。
本欄逢周一刊登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者按：黃裕舜著作《地緣風雲──世界多極化 中國何去 香港何從》現已發售）
本地包郵：bit.ly/hkejbook166
「信報書報攤」電子書：bit.ly/hkej_ebooks
